1925年6月，白色恐怖加剧的时候，邓恩铭又冒险潜回了青岛。

山东的早期共产党员，与《共产党宣言》都紧密相连。青岛市委宣讲团的王继军教授，对青岛早期革命斗争颇有研究，老人退休后还一直活跃在社会上，经常登上讲台讲青岛的革命斗争故事。王教授年龄虽六十有余，可耳不聋，眼不花，讲起话来铿锵有力，抑扬顿挫。老人跟我们谈起邓恩铭在青岛的那段岁月，深情而又沉重。当年的情景，在老人叙述中渐渐凸显和清晰起来：

邓恩铭在后期，经历了三次被捕，领导了两次越狱，直到最后牺牲。邓恩铭第一次被捕时，敌人在他的住处看到的都是破席子、破炕桌，一床破被子提溜起来，跳蚤臭虫落了一地。敌人不能相信，这样的环境下，居然会住着共产党头目？邓恩铭被驱逐出青岛不久，敌人的镇压开始了。邓恩铭正在胶济铁路沿线巡视工会工作，听说这个消息，立即化装返回了青岛。这期间，一些党的负责人和进步人士被杀害，邓恩铭也彻底暴露了，大街小巷贴满了捉拿他的通缉令和照片。有一次，特务跟上了他，他一头扎进一家熟悉的理发店，在理发的张师傅暗示下，他从后门出去翻墙逃跑了。

邓恩铭第三次被捕后，在狱中组织了两次绝食斗争，也组织了两次越狱，先后都以失败告终。第二次越狱时，十八个人已经跑了出去，邓恩铭因多次受到酷刑，再加上久病体弱，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其他十人也没能成功脱险，陆续被押回监狱。邓恩铭少小离家，直到牺牲，都没能回去过一次。作为一名革命家，他内心深处对亲人是怀有歉疚的。

邓恩铭当年曾给弟弟写过这样一封信：出来数年，至今没给家里汇分文钱，实在罪过，可你们要理解我，我谋个人温饱尚困难，无力顾家。有些事是不得已的事，不是目无家庭呀！当年，邓恩铭为什么把青岛支部设在工人中间？因为他知道，党离不开工人，工人离不开党。共产党员王元昌刚来青岛参加工运时，满面书生气，邓恩铭见他准备穿着长衫到工厂去，就笑着说：同志，你这是到工厂去，不是到学校。要组织工人，首先自己要变成工人，脱掉长袍，和工人生活在一起，才能和工人交朋友，才能成为工人同志的知心人。有时候，邓恩铭看到吃不上饭的工人，就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装进对方的口袋，自己却要挨上半天饿。

当年，共产党员就是靠这些夺得天下的。现在，交通发达了，通讯方便了，可我们很多党员离人民群众也越来越远了。《共产党宣言》说：共产党没有和工人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当我们违背了群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危险。苏联社会主义一夜解体，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们从青岛市党史研究室编辑的有关邓恩铭的珍贵历史资料中，查到了当年邓恩铭组织第二次越狱的惊心动魄的画面：

1929年7月21日晚饭后，大部分看守人员都交班休息了，剩下的少数值班人员，也个个无精打采。这时，越狱第一队的同志出其不意，从囚室中一涌而出，打倒看守，夺下第一道门，接着击钟发令。当第二、三队闻钟后，又快速行动。第二队除控制了二道门外，又夺下了看守警的枪支。这个队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保护体弱同志安全越狱。参加这一队越狱的领导核心成员王永庆，本是雇工出身，身强力壮，他火速架起体弱的邓恩铭，冲出囚室。这时，看守警企图举枪镇压，第三队的同志迅即拿出事前准备好的石灰、沙土和棍棒等物，猛撒猛打，一时，石灰四扬，棍棒乱飞，直打得狱卒呼爹叫娘，抱头鼠窜，失去反抗能力。接着越狱人员夺下监狱外大门，冲上大街，按原定计划，分路疏散。

当我党十八名越狱同志逃离监狱后，被打晕的狱卒才清醒过来，一面求救，一面紧急集合，进行追捕。邓恩铭因身体长期有病，冲出监狱时脚又扭伤，因此体力不支，躲避不及，在马路上被敌人捕回。

1925年的8月，对山东的党组织来说是不幸的。山东党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破坏，紧接着王尽美英年早逝，悲痛笼罩了每一位党员。中央来电决定，由邓恩铭接替王尽美的职务，担任中共山东地委书记。

邓恩铭从青岛回到济南后，大都住在叔叔黄泽沛家。外面风声很紧，特务走街串巷，如幽灵一般四处窥探。邓恩铭住在这里，常给家人讲《共产党宣言》，在他的影响下，曾担任一方知县的叔叔，还有堂弟黄幼云、弟媳滕尧珍也成了进步人士。夫妻二人常与邓恩铭交流读《共产党宣言》的感受，滕尧珍也常在姐妹中宣传《共产党宣言》。邓恩铭对她说：将来，你也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追随者。黄家一度成了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

在别人看来，外面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可邓恩铭还是奔走不停。

在担任山东地委书记两个月后，邓恩铭再次被捕。

邓恩铭第二次被捕前，就像王尽美一样患上了严重的结核病，在监狱中，他的病情一度加重，随后又染上了后颈部淋巴结核。后经党组织营救，再加上堂弟、弟媳倾囊打点，请了几个贵州同乡担保，邓恩铭才得以保外就医。

在一个寒冷的冬日，邓恩铭拖着沉重的病体走出监狱的大门。

邓恩铭还在狱中倍受折磨的时候，他的老父亲邓国琮，正一路颠簸，从遥远家乡赶往山东。邓恩铭十六岁离家，到他入狱病重，已经整整八年了，他的母亲从他离开家乡那天起，就时时扳着指头算着儿子的归期。她天天念叨，“老乖”大了，该回家看看了，该娶妻生子了。邓国琮眼见妻子思儿成疾，决定来山东看个究竟。

当他踏进弟弟家门的时候，邓恩铭刚刚从监狱回来不久。父子相见，可谓喜从天降。两人开始都怔住了，久久注视着对方。邓恩铭嘴唇嚅动着，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邓国琮喊了声“老乖”，就泣不成声。父子紧紧抱在了一起，周围的亲人一片唏嘘。

邓国琮平日就沉默寡言，如今父子相见，也没有更多的话。看着儿子被重病折磨得不成样子，责备的话还没说出口，又默默咽到了肚子里。他思忖半晌，细声慢语地说：从局子里出来就好了，出来就好了……要好好养病，不要出去闹事了。你不知道，这些年全家人的心都是悬在半空里，从来就没有踏实过。

看着一脸慈祥的父亲，邓恩铭无言以对，只是点了点头，让父亲和家人不要担心。

邓国琮住了一些时日，决定回家。走的那天，济南上空飘下了轻盈的雪花。父子二人默默走了一段路程，邓国琮打破沉默，说：记住我的那些话，别闹事了。老人好像不放心，又抬高声音，多少夹杂点严厉的口气说：记着，好好待在家里！邓恩铭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话了，他像儿时那样，用力点了点头。

没走多久，老人就执意让邓恩铭回去，邓恩铭点点头，往回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看父亲的背影。等父亲单薄的身体拐过墙角后，他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

邓恩铭不知道，父亲拐过墙角后，坐在破行李箱上放声大哭。

邓老先生前脚走，病情刚刚好转的邓恩铭就出来活动了。在一个夜晚，一直对家人心怀愧疚的邓恩铭，给母亲写了这样一封信：母亲大人，父亲来看我，我很高兴，我现在已经平安无事了，做事也已经很小心。没有想到，让母亲让全家给以挂念。父亲千里之外跑到济南来看我。我真是罪该万死了，诚惶诚恐。

写到这里，邓恩铭想起自己在父亲面前的保证，心里犹如打翻了五味瓶，他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写道：父亲让我待在家里，我也答应了，可我还得做些事，不能成为无用之人吧？我的病好了，可以出来做活了。我今天再次来到汉口，是有事来谈谈，而父亲还在回家的路上，可能是走到了山东的沂水，我也没有让他知道，我怕他再为我担心，为我害怕。

1928年的济南深秋，落叶飘零，大地由凉转寒。听着南去的大雁鸣声，滕尧珍不禁和丈夫黄幼云说起堂哥邓恩铭。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邓恩铭正在监狱里给他们写信呢。

当滕尧珍在一个秋日的黄昏打开这封书信的时候，才知道邓恩铭已经再次被捕了。

滕尧珍后来回忆说，有一次她含泪极力阻拦，邓恩铭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不做什么事，不也是死吗？既然都是死，为什么不选择一些有意义的事来做呢？

滕尧珍很后悔，那次的阻拦她没有坚持。

滕尧珍的一段回忆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残酷日子：

那天，我当即带了些钱和衣物去看他，狱中看守很多，比第一次更多了，也更凶了，到处岗哨林立，比起大哥第一次坐牢，看守得更加严密。大哥戴着脚镣手铐，脸上印着深深的皮鞭抽打的伤痕，比过去显得更加苍老，但脸上仍很有精神。我见到他时，不禁一阵心酸，叫了一声“大哥”，眼泪就涌了出来。北方的严冬特别冷，尽管我们给大哥送去了棉衣，但每当我去监狱送饭时，见他还是穿着入狱时那套破烂不堪、又臭又脏的单衣服。过去，大哥从不讲究吃穿，当时我们家经济比较宽裕，吃穿不成问题，可他常常一件衣服要穿很久，破了也不想换。有一次我给他换上了崭新的长袍大褂，可他出去几天回来后，又穿上了满是油污的工作服。后来我们分析，他可能是把好衣服送人了。现在，这么冷的天，穿着单衣怎么能行？是不是他戴着脚镣手铐穿不上去？看到这种情景，我的心比针刺还难受。回来后，我给他赶缝了一套棉衣，专门把裤脚和衣袖裁开，再钉上衣扣，这样他就可以穿到身上了。

黄家还期盼着邓恩铭像上次被捕一样，也会在某个日子走出监狱的大门。

就在这一年的2月6日，邓恩铭给三叔的信中这样提到：本元旦**特赦政治犯，幼云已在外遵令办理各种手续，侄本年有出狱希望。等等。

这却是邓恩铭短暂的一生中，发出的最后一封信。

他的三叔将这封信一直珍藏到解放，后来献给了**。

邓恩铭最终没能像上次那样走出监狱的大门。

在这之前，军阀混战，有时打个马虎眼可能就过去了。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像蚂蟥一样叮咬着共产党不放，有多少共产党员倒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如今，邓恩铭身份暴露，敌人怎么能放过这样一个大人物呢？

1931年4月5日，清明节，民间亦称为寒食，是人们祭奠亲人的日子。

滕尧珍一大早就起来忙开了。她依照贵州老家的习惯，为邓恩铭炒了几个他最喜欢吃的南方小菜，然后，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藏到自己贴身的衣服里。上次去探监的时候，邓恩铭悄悄嘱咐她，把《共产党宣言》带来。为了不让狱卒刁难，滕尧珍还带了十几块银元。

她赶到监狱的时候，太阳才刚刚升起。一个狱卒看到她，就扯着尖嗓门呵斥：你还来干啥？

另一个熟悉的狱卒听到声音走过来，把滕尧珍叫到一边，低声说：大嫂，邓恩铭已经不在人世了。昨天晚上，当局枪毙了十几个政治犯。

滕尧珍只是啊了一声，喉咙就好像被卡住了一样，什么也说不出来，手中的篮子一下子掉在了地上。她就像一尊雕塑一样立在那里，任凭泪水长流。过了一会儿，她遽然醒了，叫了声“大哥”后，软软地倒在了地上。

滕尧珍后来一直跟人说起这一幕，说起前一天的晚上，她躺在床上一直心惊肉跳。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她带去的那几样小菜，竟成了祭品。

当天下午，邓恩铭堂弟等人就赶到当局，提出收尸入棺，让死者入土为安。可无论怎么申辩，最终还是遭拒。第二天，一家人分头行动，四处托人周旋打点，后又找来四家连环担保，当局这才应允。

1931年5月8日，邓恩铭牺牲的第三天，他的遗体终于从济南纬八路运了回来。黄幼云特地用五十块大洋买来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他对滕尧珍说：大哥活着的时候没住过好地方，人走了，给他买个好房子。

大家含泪擦净了邓恩铭身上的血污，把他放进了棺材里。

盖棺之时，黄幼云拿出那本《共产党宣言》，满含悲戚地说：大哥把这本《共产党宣言》视为生命，就让它陪伴大哥吧。滕尧珍泪如泉涌，停了一会，她又摇了摇头说：不！大哥生前告诉我们，这本《共产党宣言》是公物。以后他万一不在了，让我们一定把这本书交给党组织。他想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本书。

邓恩铭被堂弟黄幼云葬于济南城外，时隔不久，家人请人刻一碑立于墓前，上书“邓恩铭之墓”几个大字。没有生卒年，没有墓志铭。

后有一狱友几经周折，转来一纸片，上有邓恩铭就义前写下的一首诗：“卅一年华转瞬间，壮志未酬奈何天。不惜唯我身先死，后继频频慰九泉。”

这几句诗字迹潦草。滕尧珍知道，大哥写字向来都是很好的，这肯定是他临刑前匆匆写就。后有狱友回忆为证，果然如此。

邓恩铭牺牲的消息，很久才传回遥远的贵州。他的父亲邓国琮先于他一年去世，临终前嘱咐家中的儿子：要好好持家，让你哥哥安心干他的大事。

邓恩铭的母亲于1942年病逝。因为有病，家人一直把这消息瞒着她。老人直到闭眼前，还在念叨邓恩铭，可她不知道，她疼爱的“老乖”，已经在十年前就离开了人世。

遵照邓恩铭的遗愿，滕尧珍几经辗转找到党组织，把那本《共产党宣言》郑重地交给了党组织负责人。

毛**晚年回忆王尽美时说：《共产党宣言》在山东传播很快，也传播很广。

伟人毛**可能没有想到，《共产党宣言》当年竟成了鲁北平原农民兄弟的有力武器。

在邓恩铭牺牲的1931年，广饶大王的早期共产党员刘子久在天津被捕。被邓恩铭称为“伯真兄”的延伯真，正在白雪皑皑的东北从事着地下情报工作。

就在同一时期，刘集村及其他村的农民，在《共产党宣言》的影响下，与敌人展开了一轮轮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