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根植于人民之中后记二（3）

看来，这部作品又取得了成功。可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部书的写作过程，实在太艰苦了。一般来说，我写作的速度较快，一部《黑白道》包括修改不到两个月就完成了，而《绝境》却写了小半年。今后，没有特殊况，我是再也不会写那些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了。可是，我也不敢保证，因为，我写作往往听从心灵的呼唤。《绝境》这部书就是如此，是我的心灵、我的良知逼着我写出来的，我把它献给我的刑警弟兄，献给广大读者，更献给那些我认识和不认识的、被人忽视的受苦受难的打工者们。我知道，自己描写煤矿的某些细节可能不准确，不内行，可是，我的创作态度却是严肃的，我相信，我的这部《绝境》和其他作品都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是广大读者需要的。我希望我的作品能为我们社会的进步挥积极的作用。

六、我努力说真话

人生活在社会中，总要受到各种诱惑，也时常产生各种困惑，我在写作上也同样如此。不止一家影视拍摄单位和制片人看了我的作品后，和我取得了联系，建议我能给他们写一些作品，而且答应给较高的报酬。但是，他们或者要我写回避社会矛盾的单纯警匪片，或者要我以警察生活为背景来写爱故事，认为这样收视率高，而且保险，容易通过审查。甚至有朋友告诫我，尽管我的作品很受欢迎，但总是干预生活，题材也太过尖锐，有可能带来风险。我也认真地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也觉得，写他们所说的那种作品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我想来想去却难以那样去做。就像我前面谈过的那样，我的创作听从心灵的呼唤，我只能写那些打动自己的东西，写那些生活给予我的东西，绝不会为了多赚稿费或所谓的保险安全，蒙蔽自己的良知，无视真实的生活，无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愿望，去写一些风花雪月的作品。如果那样，莫如不写。

我不敢说我的作品如何好，但有一点我却敢说：我在努力说真话。我相信，广大读者一定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创作中，无论是对全书总体内容还是每一个细节及人物，我都要反复掂量，是否符合生活实际。即使塑造正面主要人物，我也总是尽力把他们写得有血有肉，真实可信。尽管他们心灵高尚，身上具备很多美德，可是，他们也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尽量让读者感到这个人是真实的，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也正因此，作品出版后经常有读者问我，我写的是谁，是哪件事。有一次我在街上行走时被一个读者拉住，说看到《使命》中的高翔牺牲后哭了很久，问高翔的父母住在哪里，他想认识他们。我只好解释说，《使命》是小说，里边的人物都是艺术形象。他听了后还有些不信，连说写得太真实了。我觉得，这是对我作品的肯定。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一部文学作品假如是不真实的，还谈得上其他价值吗？当然，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有时候说真话挺不容易的，所以，尽管我不能做到时时刻刻都说真话，可我努力在说真话。《上海文学报》女记者李凌俊在对我电话采访时曾说，通过我的作品可以感受到我是个性中人，我觉得她说得很准确。真的这样，我已经五十岁了，可热血仍然激荡在我的心头，我仍然时常表现出不像自己的年龄应有的成熟，仍然时常拍案而起，时常为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怒不可遏或兴奋不已。

七、我将永远为千百万普通的读者写作

人贵有自知之明。尽管我出了几部书，可是，我深知自己的文学修养还很有限，我的作品也比较粗，存在很多缺点和不足。这不是谦虚，而是真实的想法。我也读过卡夫卡的《变形记》和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崇敬他们的才华和在文学上的探索贡献。青年时代，我也曾尝试过用比较先锋的手法写作，也曾在语风格、韵味上下过功夫，可是，我最终走到如今这条创作道路上，就像这部文集里的作品现在这样，只会用笨拙平实的语写这种现实主义的东西，而且，为增强可读性，多采取侦破小说的形式，把可读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结合起来。可是，我却现，很多读者喜欢我的作品，有影视制片人，有公安局长，有海外华人，有普通警察，也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年长的有六七十岁的老者（哈尔滨一位退休多年的老教师就给我打来长途电话，感谢我写出这样的作品），年幼的尚在中学读书的学生（接到好几封中学生的来信，其中浙江的一位中学生还专门指出几处错别字）。外出时，我曾在火车上被读者认出，曾在书店里被书店的服务员认出。我买西瓜时，被瓜农认出，因为他喜欢我的作品。乘出租车时，被出租车司机认出，他同样喜欢我的作品。这一切使我明白了是谁花钱买我的作品，明白了我在为谁写作，今后，我将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我曾经在底层生活过，我知道，这些普通读者大多生活并不富裕，我的书较长，每部都二十几元，可他们却从有限的收入中拿出钱来，一部又一部买我的作品，想到这些我的心底不由泛出感激的热浪：亲爱的读者，请你们监督我吧，我一定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写作，写出无愧于良知的作品，使你们用血汗挣来的钱不至于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