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式玉器看秦文化的特质(一)

一、玉器研究对于秦文化研究的意义

由于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版图的大一统，而且在短短的十五年内制定的一系列封建典章制度为百代所宗，所以史学家对秦的历史文化一向给予较多的关注。尤其是25年前秦始皇陵园内兵马俑等一系列珍贵文物的出土，一改秦实物研究资料匮乏的局面，使得有关秦文化的讨论异常热烈，称得上如火如茶，但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结论性的答案。比如对秦俑艺术主题的评价，就有沉郁压抑和朝气蓬勃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于秦始皇的大造宫室、修筑长城、焚书坑儒等等活动也都评说不一。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都在用现代人的思想和眼光来看待两千多年前的历史，不免感到吃力。如果我们切换一个角度，试着先去研究古代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性格特质，然后以古人的眼光观察历史事件，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对秦俑主题的理解，从民族特质方面去分析可能远比从政治、经济方面去分析更能得到贴近历史真实的结论，因为众多的考古资料都表明丧葬方式对象是最能体现民族传统的。本文试图从玉器入手，对秦民族的特质进行探讨。选择玉器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玉器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极独特的地位，它几乎毫无实用价值，却具有趋自然的力量，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文化符号。从原始社会后期开始，我们的祖先赋予玉以特定的性质和特殊的社会功能，玉器从此与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社会道德和政治思想等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艺术瑰宝。先秦时期的各诸候国在继承商周玉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玉器艺术风格，其潮流是将商周时代较为粗朴的祭天礼地的符号化玉器，转而为可以佩挂把玩修养性情的饰物，工艺趋于精雕细琢，线条变得潇洒流畅。同时以玉比赋个人品质的儒家思想也在此时成熟，其核心内容为“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其表现形式为“君予无故，玉不去身。”与此相比，秦国玉器似乎置身大潮之外，春秋早期为继承西周风格基础上的发展，形式拙扑，线条细密规矩，与山东诸国有相似之处，但其后秦式玉器并未摆脱这一风格。当战国中晚期玉器艺术达到新的高峰之时，秦国玉器却日见式微，秦人对玉的认识也从未向儒家的“仁”归附，仅视之为“宝”而已。这与秦人“杂处戎狄之间”的文化根源有关，更与秦人在扫平过程中兴刑名、贬儒术的政治思想；奖励耕战、抑制旧贵族的治国策略；以及崇尚质朴，讲求实用、追求宏大悲壮的审美观念有关。从玉器这种观念化很深的器物上，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秦文化的特征。

特征是在对比中凸显的，为研究秦式玉器的特征就有必要将其它文化的玉器拿来进行比较。春秋战国是地域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有的学者详细地划分出9个文化圈，这样进行比较研究就很困难。林剑鸣先生认为“实际除岭南、西南、长城以外三个少数民族文化圈外，其余只剩关东与关中两大文化圈”，这是非常具有概括性的论断[]。从玉文化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主流的齐鲁和中原诸国，还是开一新风的吴、楚，其艺术风格、发展脉络和对玉的文化解释都具有较大的共性，可以作为一个整体与秦的玉文化进行比较。所以本文列出的对比的双方为秦玉文化和山东诸国玉文化，比较的方面有考古发现、发展脉络、艺术风格和玉文化观念。限于学识，笔者无意使本文成为秦式玉器的专论，只是想通过比较考古学的方法，对秦人玉文化的特征作探讨，以期引起秦文化研究者对秦人玉文化遣物的关注。

二、秦式玉器的发现情况与发展脉铬

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所以本文选取的秦式玉器标本，春秋战国时代的仅限于秦国范围内墓葬、遗址中的出土品，秦代的则选取几件特征鲜明，基本上得到公认的秦人玉器，其它的不予涉及。

2从秦式玉器看秦文化的特质(一)

秦人早期活动于汧水、陇山之间。西周末叶，平王迫于诸戎的压力而东迁洛邑，“（秦）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其后秦人经过艰苦的战斗，至穆公时创造了“益国十二、辟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局面。此间虽坚持不懈地向东发展，但终为晋、楚所阻[2]。所以春秋时代秦人的活动重心在关中西部，玉器发现也集中在宝鸡、陇县及凤翔雍城一带。重要发现有以下几批[3]

98年月，陇县边家在5号墓。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配享5鼎4簋，是春秋早期秦国大夫级贵族的墓葬。玉石器计有玉泡2，玉圭，石圭4，石管2，石璧，石条形饰5，石贝290件。串饰两组，一串在颈部，由玉玦2件、玉牌7件、玉鱼件、玛瑙珠80粒和若干绿松石组成。另一串置于胸前，由70粒玛瑙珠组成。

2974年户县宋村3号墓。时代为春秋早期，有墓内殉人及附葬坑，随葬5鼎4簋，也是大夫级的贵族。属于墓主人的玉器有玉圭，玉戈，玉管，玉牌2，头部发现饰一串，由一个穿圆孔的方玉片，三个鳞形玉牌，九枚绿松石管及74颗鸡血色石珠组成。墓中有殉人4，其中3号殉人口合玉玦2；号殉人口含石玦；2、4号殉人各合玉、蚌琀。

393年0月，宝鸡阳平镇秦家沟春秋早期秦墓，出玉圭，玉玦4，玉凿2，玉鱼3，玉玦两块合在口中，两块置于耳部。

497年凤翔八旗屯春秋早期秦墓，Bｍ27出玉璧2，玉玦，石璧。Bｍ02的殉人随葬有玉琀、玉珠、玉璧、石圭。

5959—90年宝鸡福临堡东北地发掘0座秦墓，时代属春秋早期偏晚。墓中出土玉石器有石圭、玉鱼、玉蚕、石玦等。石玦皆置于耳部，石圭各墓数量不等，少者2件多者27件。号墓出有串饰一组，置于胸前。

98—984年，凤翔雍城中部偏东马家庄秦秋中晚期宗庙遗址和祭祀坑中出玉器一批，计有玉壁8件，玉玦2件，石圭34件，煤精环2件，玉璜2件，大多器形较小，制作粗糙。

7973看到至974年在凤翔姚家岗发掘的春秋秦国凌阴遗址中，出土玉壁、玉玦、玉圭多件。

897—98年发掘的凤翔南指挥乡秦公一号大墓，墓主为春秋晚期的秦国君主秦景公，该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各类随葬品3000多件，玉器有璧、璜、圭玦、白玉戈、璋、石鱼、透雕蟠螭纹玉佩、煤精玉饰、青石马头等。

9977年，凤翔南部高在墓地，出土玉璜90件，白玉玦2件，蓝色玉璧一件，玉襟钩件，串饰件，时代属春秋晚期。

0992年，宝鸡益门秦墓，其中2号墓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随葬品丰厚，尤以金柄铁剑最为引人注目。墓中玉器计有壁0件，环7件，璜24件，虎形佩件，长方形佩9件，突齿长方形佩4件，璋形佩件、觿3件，竹节形饰3件，斧形饰件，鸭首形饰件，带钩件，亚字形饰49件，另有玛瑙饰件，绿松石串饰，料串饰2[4]。

972—975年雍城附近出土的几批玉器，共计4件，有玉璧、踪、觿、璜等，花纹均为阴刻的勾连纹或云雷纹。从艺术风格判断，其制作年代当为春秋早期至晚期，是秦式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