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海啸，大自然对人类生命的摧残、毁灭。住宅、道路、桥梁、工厂、学校、办公楼，几乎所有的以静态、固态存在的人类文明的标志，作为人类生命的寄居之所、人类生产生活的载体、人类占有和分享文明成就的工具，却在顷刻间化为废墟，成为毁灭生命的媒介和见证。亲身体验到社会变革、社会结构大调整带来社会阵痛的吴为，感到这样的冲击震荡丝毫不亚于地震和海啸。人类生命的脆弱，驱使人类努力创造外在的文明成果去保护自己脆弱的生命，如此精心建构的生命依托，如同脆弱的生命的一般，同样显得如此脆弱。也许，找寻人类生命的坚强、强大，只有回归于人类生命的自身、回归于人类的精神、回归于人类的心灵，那才是人类强大、坚强的最终归宿，在那里才能构筑强大、坚强的基石，在那里才能搭建起人类的精神家园。

那次与暴娇妹的游湖，吴为从娇妹的一番话中得到宝贵启示，一对一的日常纾解是纾解，是小纾解，面对时代难题众人心中的纠结，才是大纠结。自古时势造人，人借机成势，所幸他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开悟短期内可见突飞猛进之效。

吴为开始集中精力思考生命的意义。他经过一番思考，梳理出几条探索路线，把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大致归纳为三种类型：一是形而下的理解，把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理解为生物存在的状态及相应的感觉，这可以称之谓世俗化的理解。二是形而上的理解，把生命存在的意义、价值理解为超越生物的一种精神追求，是“灵”与“肉”可以分离的理解，属于宗教型的生命价值观。三是对生命的生物存在与精神存在和谐统一的理解和追求。是“灵”与“肉”相统一的生命价值观。对生命的理解和实现受着生命存在本身所固有的生物存在与精神存在矛盾的制约，而人类生存物质技术条件的限制历史地决定了人们选择解决这一矛盾的方式。生命的生物存在受生物化学规律的严格制约，使生物的存在受着严格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精神因其想象性特点具有超越物质存在限制的可能。人类早期通过寻求长生不老药以求使生命获得永生的行为。反映了当时人类对生命存在的幼稚理解。现代科技进步的曙光向人们展示了人的精神存在可以克服生物存在局限的诱人前景和可能。当代世界科技发展出现的智能高级化趋势预示，通过向人体实现神经植入形成人机复合体。制造超越人类的智能复合体，脑内仿真手段可以创造人所需要的一切，使人感到身临其境，获得相应的仿真体验。甚至人脑细胞不再由碳组成而是由电子、光子组成，停止人对生物的需要，人的思想、精神存在的载体转换成电子电路而获得永生。人类发展由现存生命的生物存在形式所造成的种种局限将会被轻而易举地突破，由于生命的物质存在形式的改变使生命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在高级水平、高级形式上得到完美的实现。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回到现存较低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上来探讨如何合理地解决生命的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深刻矛盾。由此使我们可以对现实生活中因陷入生命、生存理解误区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得到合理的诠释。并寻求现实可行的化解途径。

对生存危机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生命的生物存在危机和生命的精神存在危机两种形式。由于人的生物存在形式所固有的局限性，迫使人们在自身的生物存在之外寻求精神依托。因此，人的精神存在就形成了双重依托：自身的生物与外在的精神寄托。通常所说的生存危机、生命危机是指人的生物存在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精神存在危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环境中生活，由于人的自身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的影响，使人的生物存在面临着种种风险，产生了相应的心理压力和心理紧张状态。为此，人们通过创造各种物质技术手段、社会条件来防范和化解各种风险，以增强人们的安全感。进一步地考察生物存在危机及由此引发的精神存在危机之间存在的时滞极为重要。人类在许多情况下为了延续生命的努力都是为了缩短这一时滞，因为延长这种时滞就等于增加人们的痛苦。考虑到引发危机因素的多样性和人类心理的复杂性，需要细分若干种情况加以讨论。由于遭到意外毁灭性强烈打击使生物瞬间消失。则由此引发的精神危机可以忽略不论。如果人的生物遭受毁灭性打击刚刚使人来得及作出瞬间反应，则只能会在人的面部留下痛苦、恐惧的表情，自己和他人来不及作出化解危机的努力。在其他各种情况的考察中。文明、理性等因素会扮演重要角色，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不可预知不可抗力的打击，受害者的自我认同心理会发生作用。虽然属于自然因素所引发但由于人为预警、预防机制人为失灵合并造成的伤害，则会诱发复杂的心理反应，如产生烦躁、不安、不满、仇恨、报复等心理。这就需要加强社会心理调节，健全社会管理。一般来说，要建立个人自我调节机制、社会心理调节机制、社会管理技术调节机制三大机制。较为复杂的危机反应和危机控制是精神层面存在的危机问题。比起由于人的生物存在危机引发的影响来说，失去信仰的精神危机所引发的精神影响，规模更大、程度更深、范围更广、持续时间更长。更加不容易恢复稳态。

佛教徒可以排除尘世烦恼坐而静修，基督教徒能够面对生死关头默默祈祷。者为了信仰粉身碎骨也心甘。从养成内心定力、行为定力角度考察，三者可以达到同一境界。这使它们各有自己存在的社会根据。但是三者的内涵和外向发展的路向各不相同。佛教。佛在我心，人人有佛性，佛性以善性为本。其外向性体现在普渡众生，劝人行善。强调通过内省的方式改造人的心性。面对尘世的苦与乐、得与失、荣与辱，实现精神上的升华、超越。佛教的精神超越之意即摆脱世俗化的束缚，摒弃欲乐的杂念，简化内心，以此获得心安、心定。佛教徒为什么可以坐而静修？为了提升意境，除了戒心之外，环境系统的极度宁静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不受任何冲动的困扰。禁止一切行为，达到入定状态。瑜珈之术就是通过坚决控制感官状态，达到出神入化、寂然不动。当某种行为模式、仪式经过千百次重复时就会成为习惯，就会在内心产生定力。临床医学证明，经过足够次数的暗示可以使人产生幻觉。有意的行为强化之力会产生内在的精神升华。佛教中的精神超越，也向教徒展示出独立的精神活动空间，提供独立的思想材料，提升人的精神意境，赋予丰富的精神意趣。在世俗化的生活中，普通人有时也表现出佛性。吴为自己也有类似体验，不去想对自己的厉害关系极大但自己不能左右的事情，即是一种心安之术。当然。这要经过无数次生活的心理考验和进化才能养成。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中所追求的精神超越、达到的精神意境，并不是通过学习、学问达到理解、认识、意识，而是主要经过直觉洞察、感悟、顿悟的途径获得。佛教通过摒弃、简化的需要获得心灵的解放，自我意识与的复杂感觉不再相干。

基督教中的原罪观念就产生于肉欲这一根源，出于肉欲的发泄触犯了上帝的禁忌。触犯上帝的禁忌要被处以极刑。在圣经中随处可见违约者被处极刑的命运。由此使圣徒陷入灵与肉的深刻矛盾之中，产生苦闷、不安、紧张、犹豫、恐惧、绝望等心态，认为每一个人甚至还在娘胎的时候就由上帝决定了他的最终命运。从逻辑上看，这将导致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态度。是一个人对命运的完全屈从。通过新教革命，行善和辛勤劳作为把宿命论态度转变为活跃而繁忙生活态度的基本途径。成为摆脱永恒性精神紧张、精神疑虑的基本手段，使超凡脱俗的精神追求与世俗化的商业精神实现了统一。行善和被救的渴望。被吸引到财富积聚和投资的途径上，进而转化为积极的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孔子的思想和学说为在现实中理解和化解生存、生命的内在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面对现实中的种种矛盾，各种情感之间的冲突，寻求平和、和谐、中庸，其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开辟了在现实生活中化解生命内在矛盾的途径。其基本的出发点是以人格的至善至美去影响和改造社会，并且设计了一整套为人处世的生存技术。把对生存、生命意义的认识、理解和实现融于现实，赋予现实以勃勃生机，为治家治国的策略谋划以及文化演进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现实世界中它可以纯洁人的心灵而又回返于现实，成为消解现实矛盾的溶剂。孙子兵法中提出的不战全胜的战争理念，都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内涵和人格力量的魅力。孔子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揭示了现实世界构成机理的复杂性与人为性特征。生命过程的内在矛盾并非只有外在化对峙一途，可以通过人的内在调节达到内在消解，为中国人自信人格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佛教、基督教则不同。佛教厌倦享乐、鄙弃感觉，通过舍身、苦修去折磨、摧残，直至把的需求简化到极致，放弃，把看成不得已而为之的躯壳，以此获得心灵的自由、精神的完美，达到永恒的快乐。基督教中的原罪说也使人的内心世界陷入尖锐的冲突，通过禁忌的途径超越世俗，达到精神完美、和谐。

思想体系在解决人的生存价值、生命价值问题上，在精神系统层面上呈现为高度开放性、动态性的结构，而且其基本的思想原则、外向性的发展路径是一以贯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宏大利他主义的基本理念，构成强大的、持续不断的行为上的精神动能；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从而赋予其以积极的、全方位的外向性发展路向；它的精神与物质相统一的基本原则，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指明了航向；它的真理标准、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统一、发展生产力、共同富裕、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和尊重个人的合理需要等等思想观念，反映了社会总体发展趋势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要求的统一。持续性的发展需要获得不断克服阶段性局限、不断实现阶段性超越的精神力量，把人类社会不断地提高到新的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