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怎样？老东西臭了没？”曹长久很期待一个完美的结局。

“当然臭了，可老东西臭而不倒，越发的无耻了，最后在学术界冷处理，不了了之。我可就霉了，这件事一捅出去，所有的教授人人自危，视我为异端，在论文答辩的时候一起难我。”

“那你不是很危险，这种东西想找漏子还不容易？十有**通不过了，后来呢？”曹长久觉得可惜。

“那是自然，我得罪了他们能有好果子吃嘛？后来就落到现在这个下场，不过还好，老子是正式编制，没错误他们挤不走我。现在奖金福利没我的份，想让我走哪有那么容易，老子偏跟他们耗，看谁先死。”虽然嘴上说得狠，可是高雄脸上落寞的神色却是无所遁形。

“我说句实在话，高材生，你真的想研究红楼梦一辈子？”曹长久觉得有必要开导开导，省得日后又出一个问题人物，“你们这个领域都是论资排辈的，不到个七老八十没法出头。虽说红学也算是一门艺术，养活了一大批老东西。但是你不觉得无聊吗？手捧一本红楼终老一生，挖空心思寻找一些不知所谓的猜想，你不觉得做点别的事情更有意义吗？”

“我也想啊，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要证明我在这个领域可以比他们做的更好。”高雄辩解的有点虚弱，他也在问自己这值得吗？

“我承认你肯定能做出成绩来，我是做工程的，对你们那套学术研究不太懂，但是科学的精神是通用的，大胆假设，小心论证，这是领袖的名言。我们现假设你有成果了，还不小，世界第一，无人能超过你，古往今来第一人。”

“但那有能怎样，红学之领袖？逃不过书虫二字，于国于民有何好处，于己又有什么好处？研究这些经典是那些老头子吃饭的专利，你抢他们的饭碗，他们能不和你急嘛？你就放他们一马，不要和他们争了，更不用说红楼这种伪经典了，不过一部小说而已，饭前便后的休闲读物，硬是人为的抬高到了旷古论今的地步就有点疯狂了，更不用说还太监了？”

“什么太监了？”高雄对长久的新词有点听不懂。

长久只好解释：“太监下边是什么？”

“太监下边没有了！”这个高雄一听就懂，充分暴露其**的本质。

“就是，我曹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东西，写书也不写完，貌似正常，却少了一截，不是太监是什么。”

“就是就是，哈哈。”高雄一说这个，明显情绪高涨。

曹长久趁热打铁：“你说这么个不值钱的东西有什么好研究的，乘着年轻大好时光，还是做点有前途的工作吧。”

高雄迟疑了：“可是我一个学中文的，不做这个还能干什么。”

“笨那，写小说剧本，搞文学评论，做编辑，哪样做好了不能赚钱养家兼名垂青史？你要是抱负大一点，也可以对华夏社会的发展前途做个研究也可以啊，名利双收，岂不快哉。”曹长久鼓动如簧之舌，狠狠撞击着高雄那如死水一般的心灵。

“小说剧本之类的还凑合，你让我一中文系的搞国事研究也太海了点吧。”高雄对曹长久思路之广大有点吃不住。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你红学怎么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谁说学中文的就不能参与国策制订了？天下乱久必治，现在正是新领导班子上台，动乱过后的安定年代，国力必然飞速壮大。研究国家的走势，却是最有前途的工作，一来对国家健康快速的发展有好处，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来自己可以认清形势，顺应天下大势，个人可以活的更有质量，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再说，你能忍心华夏在一帮洋专家洋理论的指引下前进吗？若日后人人学英语，中文没落，国家政策为买办把持，华夏大地沦为列强的殖民地，我辈九泉之下如何有脸面见领袖？”曹长久酒也喝得不少，慷慨激昂之下有点说漏嘴了，连忙观察高雄的反应。

还好，酒精上脑的高雄正热血激愤的咬牙切齿，似乎没把长久话语的破绽听出来，“决不能这样，打倒帝国主义！”

“嗯，好了，国家和人民都会记住你的，好好想想你的路该怎么走吧。现在国家和人民需要你回去，洗洗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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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长久第二天醒来之后觉得头疼欲裂，懒懒的不想动，在床上躺了一天，才稍微好点。等他到计算所已经是第三天了。

两天不见，757样机已然检查完毕，开始做各种测试了。

王所看起来红光满面，兴致很高，高速曹长久，新编译器经过样机试验，编译出来的程序充分发挥了向量机的特点，实测结果比老的快了好几倍，一下子将机器的性能指标提升了几个档次。

至于为什么长久的编译器两次试验结果相差那么大，这还要从计算机的技术流派说起。

早期计算机由于计算能力弱，功能很少，基本上没脱离计算器的范畴。先驱们千方百计的改进硬件，增加各种各样的指令加强功能，这样一来，计算机功能日益强大，指令数目也是激增。

本来这也没什么，指令的增加确实提高了机器的性能，而且也降低了软件编写的难度。直到IBM360计算的诞生，兼容性这个概念才打破了均衡。

在兼容的压力之下，各大公司设计新一代计算机的时候，不得不保留前代计算机的指令，在此基础上又要增加新指令。

如此一代代的传下来，计算机的指令集臃肿不堪，复杂无比，形成了一个流派叫做复杂指令集计算机（cisc）。

CISC的指令很多，最高可达800多条，源自于人们早期想将硬件软件化的想法。

当时硬件制造便宜，软件的费用越来越高，最终导致了软件危机。人们就梦想能制造一种机器，可以无障碍的识别、运行高级语言。

因此人们就不断的给计算机增加指令，好处是明显的，软件编译变的简单，整个六、七十年代是CISC的天下。

物极必反，CISC解决了软件危机，却没有想到便成了另一个怪物。

大量指令的存在极大的增加了系统的硬件复杂性，要知道多一个指令就得多上一对控制逻辑。

硬件开销太大，最终超过了当时科技的极限，硬件成本高不可攀。

穷则思变，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这条路是不是错了。

正如兼容概念的提出一样，依然是IBM走在了前面，提出了著名的80/20法则，即20％的指令使用频度超过了80％，而其它80％的指令只有20％的使用率。

基于这个原理，各家宗师就提出了精简指令集电脑（RISC）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