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与薛向前有关的事情，当事派出所所隶属的公安分局，在这天早上听闻事情的最新情况、并且知道市刑警对正在进行进一步的调查之后，就没有再介入此事，一切都交由刑警队进行处理。

而对于何强等人的重新询问，除了让刑警队的办案人员、对薛向前多了一分感性认识之外，最大的收获是‘何强提供的那本读书笔记上边的内容’。

那里边有关‘志异’书籍的笔记内容，是都被刑警队做了专门的拍照。

因为何强和史馆长都特别的强调‘那三本志异中的一些皇家纪元，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也让办案民警特别重视。

民警为此专门走访了本市出版界的一些权威人员，所得到的答案是:“从未听说过有这三本书，也从未听闻过‘有这与之相关的出版社’。”

史馆长为此还又联系了他那个在出版局工作的朋友、进一步求证，请人家帮忙查一下这三本书的相关出处。

对方在认真的查证之后，回电话答复道:“查不到相关出版社的信息，也没有人听说过有那三本‘志异’。”

对方倒是怀疑‘史馆长是不是误听了什么传言’，当听说是史馆长亲眼所见、并且还翻看了其中的内容时，对方很是惊讶，一再要求史馆长‘再想办法借到这些书’，对方会专程来W市看看。

对方表示:“这种书的出现，有利于深入研究华夏的出版业历史，而如果这几本书有价值的话，还可以考虑进行重新翻印、服务民众。”

他朋友的观点是:“能够发行出三本‘志异’的出版社，绝对不会是小出版社；居然还能够不被人所知，这里边肯定有故事。”

对于这个案子本身，刑警队当年的调查结论是:一、保险柜没有被撬盗的痕迹，二、各个门锁没有被撬盗的痕迹，三、各个外墙窗户，没有被人攀爬而入的迹象。

可能的物证被盗方式:一、所长可能就没有放入保险柜内，而是已经在下班时带出派出所了；二、遇到撬锁高手了，其可以悄无声息的在撬开一系列锁之后，再把物证取走离开。

对于其中的第一点，无人能够证明‘所长是否把物证放入保险柜’。

对于其中的第二点，值班民警却坚称‘在那段时间是没有人从楼梯间上楼’；其他两个民警也都表示‘没有听到过开、关栅栏门的生音’。

而且刑警队也做过实验：那道控制楼梯间的栅栏门、以及一层走廊处的那道栅栏门，在被打开和关上时，都会发出很大的响声，只要值班民警不是看书看的太入迷的话，是不可能听不到开、关门的声音的。

这里还有一个疑点，如果窃贼确实是打开栅栏门后上楼的，其在得手离开时，完全不必要画蛇添足的再把栅栏门关上，那样会增加被发现的可能，毕竟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开、关栅栏门的声音，就连坐在办公室看书的民警C，只要不是麻痹大意，就应该也能听到。

至于薛向前的消失：只能是认为是从走廊的栅栏门离开的。

至于其出走方式，也是存疑：第一，就算薛向前是撬锁高手，其可以撬开一系列的锁、进入到所长办公室去拿走物证，关键是他又怎么能够知道‘那物证是在那间屋子里边的保险柜内’呢。

第二，在他开、关栅栏门时，那是更容易惊动值班民警和民警C，除非两个民警都是他的同伙，而且就这还不够安全，因为开、关栅栏门的声音，也有可能惊动正在休息的那个民警的。

这里边还有个悖论：其一、既然薛向前所要偷取的两样物证特别重要，那他又何苦要把那张假钞拿出来显摆呢，而且那假钞虽然做工精湛，但按照银行人员的说法:“那都算不上是合格的假钞，因为其与真钞的差别太大，太容易被人一眼就看穿真假了。”

其二，如果薛向前知道那三本书真的隐藏着大秘密，他完全就没有必要让何强看他的书，那也就不会引出后边的这些麻烦事。

不过对于薛向前身上存在的这两点悖论，公安局内部在分析时，也有一种看法是认为:“薛向前应该真的被那一摔而摔失忆了，后来在派出所内恢复清醒之后，才想起来去逃跑、去盗取物证。”

不过这种对悖论的猜测性解释，依然回答不了那两点需要‘存疑’的问题。

对于薛向前，刑警队这边还专门安排专业人士，根据众人的描述之后，画出薛向前的画像去进行走访，但始终没有找到薛向前的踪影。

对于派出所的四个当事人的调查结论如下:一、所长不能证明‘是否把物证放入到保险柜内’，存在可疑之处，是物证被丢失的最大可疑之人；但只凭所长一人，却不能悄无声息的把薛向前从走廊内放出来。

二、值班民警，其没有发现有人开、关栅栏门出入，此是最大可疑之处，但其并没有所长办公室的钥匙，也没有保险柜的钥匙和密码，其综合可疑程度和所长相仿。

三、民警C，其在清醒状态下没有发现有人开、关栅栏门，存在可疑之处，但其是首先发现薛向前失踪的人物，这又应该可以洗脱他的被怀疑；但焉知这不是他玩的套路呢，所以他也是被怀疑对象，但嫌疑度比之前两位都低，而且仅凭他一人，也无法悄然送出薛向前。

四、那个睡觉的民警，按说他似乎可以置身事外，但只要他睡觉睡得不是很死的情况下，他也应该可以听到有人开、关栅栏门的动静；而根据刑警队的调查，此人在睡觉时还是很机敏的，外界稍有动静他就会清醒，所以他也是可疑人物，只不过在四人中，是嫌疑最轻的。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有可能这三个当晚值班的民警是团伙作案’。

所长对这个看法是坚决抵制的:“咱们的队伍中，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坏人。”

而根据调查显示，三个值班民警的值班时间，是在事前就排好了，这也减少了三个值班民警都是坏人的可能性。

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四人可能就是个犯罪团伙。”

这个观点是被主流观点所不认同：“所长完全可以不用去保管那些物证，如果那些物证被交由民警B保管，盗取的难度也低，而且也不用让所长承担被怀疑的风险。”

可就算这种观点占主流，可依然不能避免：“这或许就是这四人故意玩的浑水摸鱼之计。”

公安局方面最后对这桩悬案所做的案卷汇总结论是:“嫌疑人薛向前身份不详，其所持的三本‘志异’用途不详，其所持假钞的用途不详，其从派出所内脱逃的方式不详，保险柜内物证被盗的方式不详。”

这件案件在公安局侦查无果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也介入了调查，但也是无法理顺其中的种种不合逻辑的问题。

这桩悬案在随后一直被作为秘密文件封存着，直到2000年才被解密，并且在为公安大学刑侦专业的教材中，被作为了经典的‘悬疑案例’供学生们研讨。

值得一提的是，银行部门在这件案件发生之后，是一直在关注着市面上‘是否有同类型的假钞再次出现’，可惜他们一直未曾再发现有同源的假钞出现，而这也是这桩悬案在2000年得以被解密的原因之一。

至于与案件有关的各个当事人，因为这个案件的迟迟悬而未决，也是受到了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