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

又是个大晴天啊。

湖边的红莲已经在脱去花瓣了。

浅睡了会儿，感觉精神多了。

我是谁？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因为我习惯于介绍自己的面具，并没真正的去沟通自己。

还是别熬夜了，上课实在是太困了。

再次感慨，攻略是真的省事。

又有什么专门组织在开会吗，把四教一楼的教室都被占了。

写讲习所读书报告，整整有55页要读，难受。

现实世界没有黑白分明的市场和政府的分界，只有利益关系环环相扣的各种组合。在每个具体行业中，由于技术、资源、历史等因素，政府合作的方式各不相同，讨论和分析政府干预和产业政策，不能脱离具体行业细节，否则易流于空泛，要了解基本事实和经过，才能得到结果，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统计数据不是讲道理的唯一方式，也不一定是最优形式，具体的事例故事常常比抽象的道理更有力量，启发更大。

液晶显示面板惊人的价格下跌背后是技术进步和国产代替，在显示面板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投资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减小融资的风险和难度，京东方采用股权融资：先向项目所在地政府筹集足够的资本金，剩余部分再使用贷款。在经济发展初步阶段，资本市场和信用制度都不完善，因此以信用级别高的政府为主体来融资和投资，更为可行，这不仅适用于与土地有关的债务融资，也适用于股权融资。现代工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很强，大规模生产可降低自身成本，但也会抢占旧企业的市场份额，削弱其规模经济，提高其生产成本，必然会遭遇旧企业的各种打压。在国际市场上，由国界和政治因素造成的市场扭曲非常多，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市场竞争的理论行不通，行政干预造成的扭曲往往只有行政力量才能破解，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就一定该帮助国内企业进入某个行业，关键还要看国内市场规模，是否能利用国内市场的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若本国企业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政府就可以考虑扶持本国企业进入，这不仅能打破国际市场的扭曲和垄断，还可以降低国内下游产业的成本，促进其发展。规模效应还体现为，一旦行业集聚形成，企业自身的规模组织效应会和行业整体的规模经济效应叠加，进一步降低运输和其他成本。规模经济和产业集聚也会刺激技术创新，市场大，利润就大，就能支持更大规模的研发投入，产业的集聚还会带来技术和知识的外溢，促进创新，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但创新是买不来的，只能靠自己做，创新必须基于知识和经济的积累。“东亚经济奇迹”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政府帮助本土企业进入复杂度很高的行业，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从2000年到2018年，我国出口商品的复杂程度从世界第39位上升到了第18位，这不仅反映了技术能力和基础设施等硬件质量的提升，也反映了营商环境和法制环境等软件质量的提升，各国产品的复杂程度与各国法制和营商环境之间直接相关。新兴制造业在地理上的集聚效应很强，因为扎堆生产可以节约原材料和中间投入的运输成本，而且同行集聚在一起有利于知识和技术交流，外溢效应很强，但在产业发展早期，究竟在哪个城市形成产业集群，却有很多偶然因素。

政府投资光伏发展，主要手段还是廉价土地、税收优惠、贴息贷款等。政府推出“标杆电价”补贴，电网以固定价格购买光伏电量，为鼓励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这个固定价格会逐步下调，2019年，我国开始逐步退出固定电价的补贴方式，实行市场竞价，而由于多年的技术积累和规模经济，光伏度电成本已逼近燃煤电价正在步入平价上网时代。一般而言，传统能源已经积累了多年的技术和成本优势，新能源在刚进入市场时是没有竞争力的，但新能源的技术升级和成本降低，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不可能只依靠实验室，所以新能源技术必须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合理的做法是直接补贴新能源，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场不断扩大，成本接近传统能源之后，再逐步减低补贴，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加速其退出。企业不是“人”，不会在“死”后一了百了，积累的技术、人才、行业知识和经验，并不会随企业破产而消失，一旦需求回暖，这些资源就又可以重新整合。从光伏的发展来看，政府的支持和补贴与企业成功不存在必要的因果关系，还可以看到“东亚产业政策模式”的另一个特点：强调出口，当国内市场有限时，海外市场可以促进竞争，迫使产业创新，但不断扩大和稳定国内市场，才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基础。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可能会带来重复投资和产能过剩，但就算没有政府干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也是市场运行的常态，若市场乐观情绪弥漫，投资者往往一拥而上，导致产能过剩，产品价格下跌，淘汰一批企业，而价格下跌可能刺激新一轮需求上升，引发新的过剩投资，这种供需动态匹配和调整过程中周期性的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在我国，还有三个重要因素加剧了“重复投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已有产品的市场需求一拥而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只发生在工厂建设阶段，且地方领导更换频繁，为防止夜长梦多，项目须赶紧上马；地方往往追随中央的产业政策。“重复投资”并不总是坏事，在经济发展早期，各地政府扶持下的工业“重复投资”至少有两个正面作用：当地工厂不仅提供了就业，也为当地农民转变为工人提供了学习场所和途径；加剧竞争。不管有没有政府扶持，要害都不是“重复投资”，而是“保持竞争”，市场经济的根本优势不是决策优势，而是可以不断试错，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能保持竞争性的产业政策，与只扶持特定产业的政策相比，效果往往更好。产业政策还要有退出机制，若效率低的产业不能退出，“竞争性”就是一件空活。“退出机制”有两层含义：政策本身要设计退出机制；低效企业破产退出的渠道要顺畅。然而“破产难”一直是我国经济的顽疾，一方面，债权银行不愿走破产程序，因为会暴露不良贷款，无法再掩盖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不愿企业走破产程序，否则职工安置和民间借贷等一系列矛盾会公开化，但总体来看，无论是破产重整还是破产清算，我国在企业退出方面的制度改革和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式的风险投资基金不可能直接大规模照搬到我国，而是在移植和适应我国的政治经济土壤的过程中，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实现了嫁接，产生了政府产业引导基金，这种地方政府投资高新产业的方式，脱胎于地方政府投融资的传统模式。政府产业引导基金既是一种招商引资的新方式和新的产业政策工具，也是一种以市场化方式使用财政资金的探索。引导基金和私募基金这种投资方式紧密结合，所以要了解引导基金，需要先从了解私募基金开始。私募基金，简单说来就是一群人（有限合伙人，LP）把钱交给另一群人（普通合伙人，GP）去管理和投资，分享投资利益，LP和GP这种特殊的称呼和合作方式，法律上称为“有限合伙制”，与常见的股份制公司相比，“有限合伙”最大的特点是灵活，国际商大规模的LP大都是机构投资者，国内最大的一类LP就是政府产业引导基金。与地方政府投资企业的传统方式相比，产业引导基金或投资基金有三个特点：大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投资企业，而是做LP，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资企业；把政府引导基金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运作，实际上是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其中涉及诸多制度改革，也在实践中遭遇了各种困难；大多数引导基金的最终投向都是“战略新兴产业”，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车，而不允许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政府在设立引导基金后，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去管理和运营这支资金，通过这些公司把基金投资到其他私募基金手中，这类公司的运作模式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与城投公司类似，是政府独资公司；第二类是混合所有制公司；第三类类似于华夏幸福。我国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需要三个外部条件：制度条件；资本市场的发育要比较成熟；产业条件。众多政策为政府产业引导基金奠定了制度基础，但其爆发式发展却是在2014年前后，最直接的道火索是围绕新版《预算法》的一系列改革。引导基金大多采用“母基金”方式运作，与社会资本共同投资于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用过后者投资未上市公司的股权，这种方式的繁荣，需要三个条件：有大量的社会资本可以参与投资，有大量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可以委托，有畅通的投资退出渠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畅通的资本市场退出渠道。绝大多数的政府引导基金最终都投向了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由于这类产业的三大特性决定的：扶持和发展战新产业是国家战略，将财政预算资金形成的引导基金投向这些产业，符合政策要求，制度上有保障；战新产业属于技术前沿，高度依赖研发和创新，不确定性很大，所以需要更能承担风险并能为企业解决各类问题的“实力派”股东；很多新兴产业正处在发展早期，尚未形成明显的地理集聚，这让很多地方政府看到了在本地投资布局的机会。引导基金的成效取决于这些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情况，当下言之尚早，但它确实面临四类属于运用财政资金做风险投资的体制性困难：财政资金保值增值与风险投资可能亏钱之前的矛盾；财政资金的地域属性与资本无边界之间的矛盾；资本市场激励机制。

经济发展是企业、政府、社会合力的结果，具体合作方式取决于各自占有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禀赋的分布格局由历史决定。政府和市场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几乎所有的重要现象，都是这两种组织和资源互动的结果。

笔耕不辍，边听最后一节课边不停地写，连漂亮姐姐离去了都没注意到，可惜笔没墨了，被迫中断，提前回去。

说的是今晚有超级月亮，但我们这只有月晕，像那些绝世美女一样，戴了层轻纱。

我们还有更长的路要走，不过没关系，道路就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