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

台上。

郑逸拿起矿泉水，吨吨吨喝了几口，瓶盖稍微拧紧一些，扫了一眼底下众人，尤其是正在拍照的几个摄像机，郑逸特地留了几个帅气的特写。

吴欣悦可是提醒过，他这次不仅仅是代表鸿蒙律师的门面，还代表着华夏律师的门面，要让一些崇洋媚外的律师知晓，华夏律师可不是好惹！

外公也说过，国人要有自信，崇洋媚外可以休矣！

因此，

郑逸会好好珍惜这一次机会，狠狠扇这个崇洋媚外的律师一个大大大大的耳光！

郑逸润了润喉咙，就在顾天河有些不耐烦的时候，郑逸开始介绍说道：“诸位，我们都知道潘金莲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人物，

基于传统社会是一个身份社会，人际间的亲疏关系，对法律责任的承担都会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基于此，考虑到潘金莲和武大以及武松之间的身份关系，那么，可以知晓，潘金莲的违法行为，都会较普通人加重处罚。”

顾天河瞥了郑逸一眼，冷笑说道：“这话的确有些意思，所以你可以说说，潘金莲都要受到哪些惩罚，事无巨细。”

事无巨细？

顾天河临时又加了个难题，这就使得问题的难度又更上一层楼。

底下众人有些替郑逸鸣不平，开始担心郑逸没办法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了。

然而，

郑逸依旧脸色不变，侃侃而谈，说道：“按照《水浒传》的设定，对照刑律，潘金莲受到的惩罚，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通（和谐号）奸。《宋刑统·杂律》“诸色犯（和谐号）奸”条规定：“诸奸（和谐号）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根据此条，就通（和谐号）奸的行为而言，西门庆应被“徒一年半”。因为已经嫁为人妇，而行通（和谐号）奸之事，为此，潘金莲应被“徒二年”。虽然罪名相同，但就责任的承担而言，潘金莲的责任要比西门庆重。

第二，谋杀亲夫。我记得文中是这般描述，“那妇人揭起席子，将那药抖在盏子里，把那药贴安了，将白汤充在盏内，把头上银牌儿只一搅，调得匀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药便灌。”

这是《水浒传》第二十五回里，潘金莲谋杀武大的过程。即便其貌不扬的武大确实配不上貌美的潘金莲，但是在法律上，两人具有合法的夫妻关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对潘杀夫的行为，也就会遵循法律的逻辑，有着格外严厉的法律评价。具体而言，潘的行为属于“十恶”之中的“恶逆”。

针对此类犯罪，“常赦不免，决不待时”。”

郑逸心里想到，以前外公都会让他熟读四大名着，倒是没想到关键时候，能够用来引出《水浒传》的描述，使得他的刑法罪条有了依据。

郑逸不急不缓，继续说道：“按照《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规定：“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

由此条得知，谋杀亲夫，和谋杀自己的祖父母、父母、期亲尊长等同罪，一旦实施，不问有伤无伤，皆斩。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按照当时的法律，妻妾与人通（和谐号）奸，而奸夫把本夫杀死，或同谋而故杀、斗杀本夫，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妻、妾不知情，也与杀人者同罪。

《疏议》曰：“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和谐号）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和谐号）妻妾亦合绞。””

郑逸后边念出这一段文言文，底下坐着的很多学生眉头皱得紧紧的。有一位刚好德高望重的老律师，笑着说道：“方才这位郑同学念的这一段，大体意思是，假设当初西门庆脚踢武大，致使其死亡，不但要追究西门庆的责任，潘金莲也是死罪；

或者，在谋害武大的过程中，即便潘金莲没有实施具体的谋害行为，而仅是一个毫不知情的局外人，那么，只要武大死于西门庆之手，潘金莲仍然是死罪。”

众人一听这才恍然大悟，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律师看了郑逸一眼，目光当中多了几分惜才与爱才，毕竟他的弟子里边可没有像郑逸这般优秀的学生。

郑逸对德高望重的老律师投去感谢的目光，继续说道：“第三，焚烧夫之尸体。

《水浒传》第二十六回，有潘金莲处理丈夫遗体的描述：“……那妇人带上孝，一路上假哭养家人。来到城外化人场上，便教举火烧化。”

潘金莲之所以要焚化武大的尸体，其主要目的在于毁灭证据，掩盖其先前的杀夫罪行。同时，这一行为本身，也违背了当时法律的规定。按照法令，除非特定人士（僧道、外国人）自愿或远道灵柩回乡，焚烧尸体的行为是明令禁止的：

“京城外及诸处，今日多有焚烧尸柩者，宜令今后止绝。若是远路归葬，及僧尼、蕃人之类，听许焚烧。”也就是说，像僧尼、蕃人等具有特定身份，或符合远路归葬的情形，可以焚烧尸体之外，一般人焚烧尸体的行为是被法律禁止的。由此，即便撇开其邪恶动机不谈，潘金莲焚烧武大的尸体，也显然是触法的。

然而，虽然潘金莲的行为违反了当时的规定，但这一指控本身又很难成立。因为在宋代，上述禁止火葬的规定并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据记载，宋代，河东路百姓因为“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官府也规定，在京城郊坛三里以外，“方得烧人”。

正如小说里提到的，为将丈夫尸体焚化，潘金莲“来到城外化人场上”，这里的“化人场”，应该就是当时官办的焚尸场。这样看来，宋代禁止焚烧尸体的行为，只是一件象征性的、纸面上的法律而已，在民间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遵行。

按照历史学家瞿同祖先生的说法，这是一种“法律自法律，人民自人民”的现象。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状况，武松归家，获知武大死亡的噩耗，质问潘金莲尸体在何处时，潘金莲很坦然地告诉对方已经焚化。而对这一事实，武松并没有对此进行指责。”

当郑逸说到这第三条罪责，很多法律大家都微微动容，尤其是郑逸这一番引经据典，事无巨细，即诠释出当时的宋代法律，又引出当时丧葬的法令，如此详细哪怕是他们这些大律师，大法官估计都够呛！

如果一开始他们认为郑逸不过就是研讨会请来充人数，或者说为研讨会做宣传的，现在如果再这样想，那就真的是太打脸了！

尼玛！

你家做宣传的，拥有如此知识涵养？

这要是谁敢说郑逸是个充人数，他们肯定冲过去跟那个人干架！

额，不对，他们学法的，他们肯定会冲过去起诉那个人！

就在众人被郑逸的知识涵养所震撼的时候，郑逸继续说道：“第四，居丧释服从吉。武大死后，潘金莲浓妆艳抹，继续和西门庆厮混。

根据小说描述，“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里，只是偷鸡盗狗之欢，如今家中又没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原来这婆娘自从药死了武大，那里肯带孝。”

潘金莲的上述表现，严重违背当时的礼法。毕竟，这是在传统社会，男尊女卑是一条人际社会的红线，反映在夫妻关系上，则夫贵妻卑。

按照服制，丈夫死之后，妻子应该为夫服斩衰，也就是麻衣丧服三年，夫丧期间，妻子不能穿华丽的衣服，不能参与娱乐活动，也不能改嫁。

按照《宋刑统·婚律》居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如果在此期间，妻子“闻之匿哀，作乐、释服从吉，改嫁忘忧”，均属背礼违义，为“十恶”之中的“不义”。

反观潘金莲的行为，武大死后，在居夫丧期间，她非但不具有情感上的哀凄，却释服从吉、衣着光鲜，和西门庆纵情声色，显属“不义”之罪。

除上述外，潘金莲还有一项未遂的违法行为，即色（和谐号）诱武松：“那妇人将酥（和谐号）胸微露……脸上堆着笑容，……也有三杯酒落肚，哄动春（和谐号）心，那里按纳得住，只管把闲话来说。……却筛一盏酒来，自呷了一口，剩下了大半盏，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吃我这半盏儿残酒。’武松擗手夺来，泼在地下……”

从文学的叙事技巧看，这段描写其实是很精彩的：大雪、密室、跳动的炉火，象征了潘金莲热烈而大胆的欲望……咳，有点离题了。”

众人听得津津有味，郑逸则是点到即止，心里边微微思量，确定大家看得是同一部《水浒传》，为何当时他们没有从这部小说里边，看到这般热烈而大胆的场面。

众人心里边琢磨着，看来回去之后，得好好的温习温习一下四大名着！

郑逸则是继续说道：“然而，按照制度，潘金莲的行为显然非常危险。《左传》有云：“女有家，男有室，无相渎，易此则乱。”

由于两人在身份关系上属于叔嫂，而叔嫂在服制上属于“小功以上”亲，如果相（和谐号）奸，则为奸非，属于“十恶”中的“内乱”。

据《宋刑统》条：“诸奸从母，祖姑母、从祖伯叔姑母、从父姊妹、从母及兄弟子妻者，流二千里。强者绞。”

综上所述，潘金莲自遇西门庆，即坠入欲望的深渊不能自拔，谋害亲夫，色（和谐号）诱夫之兄弟，身兼“恶逆”“不义”等两项“十恶”之罪名，实属罪责深重。

这样分析下来，按照，当时宋代背景，在判决书中评价潘金莲为“奸（和谐号）夫（和谐号）淫（和谐号）妇，虽该重罪，已死勿论”，是符合法律正义的。”

台上，

郑逸事无巨细，细数潘金莲所有罪刑！

台下，

众人目瞪口呆，直接傻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