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anks for your help， really.（真的非常感谢。）”鲍威尔苦笑着对我说道。

我回以同样的一个苦笑。

在听清楚原来那些人是为了这个“邮票”不满之后，我赶紧回房间取回我那封信。

回到现场后，我先展示我自己家人来信也贴了那个所谓的“邮票”，然后再解释说这是全部的“邮费”了，洋人收钱以后还要自己另付邮费，实际上并没有多收。

因为我这些天在这里还算有点面子——稍微有点儿头脑的都看出了我在土匪这里能说得上话，还能讲洋文——于是事情就算暂时解决了。

我趁机问了鲍威尔这个“邮票”的事情。

他告诉我，这东西是卡尔?克劳，也就是首先提出让“人质”跟外界通信的那个美国人搞出来的，作为允许山上山下通信的一种凭证，也得到了土匪头子的认可。

他给我看了他手头的那些所谓的“邮票”。

“邮票”一共有两种，其中一种就是我“家里”寄信过来用的那枚，有“抱犊崮”简笔画“面值”五分大洋的红色底色“邮票”；另外一种只有三行英文，分别是“PAO TZU KU（抱犊崮）”、“BANDIT POST（土匪邮政）”和“TEN Cts（十分）”。后一种三行文字外面还有一圈“*”组成的框的黄色“邮票”。

看到这个之后，我马上可以判断出，弄出这个幺蛾子的肯定是那个叫做卡尔的美国佬的单方面行为，土匪们顶多是被蒙在鼓里然后顺水推舟而已。——因为黄色“邮票”的英文里有“BANDIT POST（土匪邮政）”的字样，而“bandit”在英文里是个百分百的贬义词。土匪们肯定是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的，否则那个卡尔很有机会给他们给大卸八块，也轮不到眼前的鲍威尔给“肉票”们传递家信了。

我甚至还猜到那个卡尔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肯定也跟“集邮”脱不了关系。我留意到寄来的信上同时贴了两枚“2分”和一枚“1分”的帆船邮票，刚好跟那枚“土匪邮票”的面值等值。按照鲍威尔的说法，收了“土匪邮票”的邮资以后不再另收邮费，换言之负责传递信件的那个美国人自己还买了等值的普通邮票去寄信。——美国人肯定不会这个年代就开始学那啥做好事了，唯一的解释是他想通过此事件造就这么一枚“邮票”，以便在集邮市场上高价出售。我记得满清时期控制海关的英国人也专门搞过一批集邮用的特殊版别邮票。

我当然不会傻到去揭穿他们。首先这好不容易才开通了一条可以跟外界联系的邮路，我可不想多生枝节。反正我记得这里的事情应该不久后就能解决了，到时这东西肯定就自然而然被停止了，而且这也远远说不上是“邮票”，因为那个卡尔还补贴了相应面值的普通邮票，顶多就是某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标记而已，应该不会被官方认可的。此外我还有那么一点点私心，而我作为一个集邮者……呃……那时候的集邮者，手头的这个“实寄封”尤其是“我”自己用过的，对我来说应该还是比较珍贵的。

其实这里很多人身上基本都没什么钱——都在一开始被土匪们搜光了，所以鲍威尔所谓“卖”邮票，大多也就是“记账”而已。等事情完了以后这“帐”能收回多少还真是天晓得，所以多数那个“土匪邮票”都是卖给那些外国人的。

此事到此也就算告一段落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两枚印刷粗糙的所谓“邮票”经过媒体报道后，引起很多上海的邮商和集邮者的关注；而当时邮政系统在得知消息以后，很快就下发通知，规定凡是贴有此“邮票”的信件一律退回原地，因此这个所谓的“土匪邮票”也就昙花一现而已。）

这中途，“二当家”郭其才也曾和我聊过。在和他的交流中我才知道，原来这“抱犊崮”很多土匪居然是正规军人出身。这其中一部分，是一战结束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他们在欧洲负责军队的后勤保障工作，深谙军队工程施工之道，山上那些纵横交错的“战壕”和“蓄水池”等就是他们的作品。此外还有一部分“定武军”（就是着名的张勋“辫子军”）散兵和“直皖战争”之后溃败的皖系官兵。

郭其才本来就是皖系的军人，故此跟当时仍同为皖系的冯玉祥下属的赵登禹相熟，也因此赵登禹上山时他们相认了出来。

据郭其才说，其实山上很多人对下山接受“招安”这事情很是期待。一来山上很多人本来就是军人，“落草”总不免跟自己原来的身份相比打了折扣。如果能够被“招安”重新当回军人，那自然是好事，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了。不过山上原来那些人，就是二当家孙美瑶为首的那些，总感觉需要加点筹码才好。也因为这样的内部分歧，跟山下的谈判暂时还没有达成一个共识。

我对三当家对我这么毫无保留感到有点诧异，不过再想想，我是“在帮”的人，怎么都能算“自己人”；而且明显我在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主要是翻译），双方对我还比较满意，因此要谈成是绝对绕不开我的……就是不知道到时我那份赎金是不是可以免了？

6月12日这天一大早，我跟随下山的队伍来到了一个煤矿公司——这次的谈判地。

令我惊奇的是，这次跟随队伍的居然还有“肉票”里的另外一个中国人。后来三当家悄悄告诉我，这人居然是袁世凯的女婿，这次也作为“牵线人”出席了。对于这个我倒没有多大意见，反倒是多一个“牵线人”对我来说不是坏事，起码压力分担出去了。

到场以后，有个军人主动和我打招呼——我想起了，这是那天当“翻译”差点儿出丑被我救场的那位常副官。

“孙公子，”常副官微笑说道，“山上还呆的好吧？”

“不错，”我也报以微笑，“托您的福了。”

“那就好，”他走近我忽然小声说道，“那天孙公子告诉我外头有个‘点子’，被我逮了。”

啥？真有“点子”啊？我那天可是为了缓解气氛顺口开河的啊……

“那‘点子’似乎是山上的，”他继续说道，“似乎有人想对你不利。”

听到这个我打了个寒战。

“那……他人呢？”我小声问道。

“在班房里，”他说道，“孙公子看是不是……”

他做了个“砍头”的手势。

虽然吧，这家伙是要对我不利的……不过我也实在不是那种心狠手辣的人。

“不用了，”我沉吟道，“麻烦常副官把他放回去，就告诉他‘我们’已经知道了，大家最好都机灵点儿，不要搞砸了这生意。”

常副官又微笑道：“孙公子此法确实比较得当。”

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忽然哪儿来的自信，说话说得这么老神在在的样子……也许是在山上呆久了？

谈判过程，乏善可陈，我也不想复述了。

反正最后是得出了一个双方都比较满意的结果。

协议商定：围剿抱犊崮的政府军，一律撤回原地；北京政府答应招编孙美瑶部自卫军3000人，并付款8.5万元。在协议签订的同时，北京来的“总统府”美籍顾问安迪生以调查人的资格与自治军“老当家”孙桂枝互换了保证书，以示双方的诚意。安迪生在保证书上表示：“愿担保诸弟兄受抚之后，所有以前罪犯由政府一概赦免。受编之后，所有规定饷项由政府按照阶级按月照发。”孙桂枝在保证书上也声明：“从此之后，永远忠心国家，决不作违反军纪及其他有损军人名誉之行为。”

于是这次震惊中外的“临城火车大劫案”，就以这样的和平方式圆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