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了这一次的采访，我回到报社的时间是三天后的傍晚。

同事们都下班了，我决定先不跟任何人打招呼，而是埋头把采访的情况写出来。

我原本是打算和郑义一起吃顿晚饭的，奈何他不在报社。电话回复说他在外边有饭局，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

也好，我可以有安静的时间写稿了。

于是，我在报社旁边的一个小面馆点了一碗兰州拉面、一份凉拌黄瓜、一支半斤装的白酒，美美地吃喝了一顿，然后回到办公室开始写稿。

《不堪重负的铁路》——标题一下子就冒出来了。

我觉得还不够，想了又想，决定加上一个副题：波涛汹涌民工潮，不堪重负京广线。

一篇接近三千字的采访稿用了多少时间，我自己也不知道，写完了，也就趴在桌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都来上班了，我才被惊醒。

我发现我写的稿子不见了。

郑义告知我，他看我睡得香，没忍心打扰我，但他觉得稿子很有分量，就把我的稿子拿去给方亮副总编看了。

少许，方亮副总编就来了，说稿子已经给伊总编看了，决定发本期头条！

结果不难想象，文章发表出来后，又是一次轰动！

报社开会，伊总编当场宣布：这篇采访稿的稿费按之前的三倍支付！

同事们开玩笑说我是“专写铁路的专业户了”。

我再一次感觉到自己不可控制地再次飘了起来！

为了证明我这个首席记者不仅仅是靠铁路吃饭，我利用所掌握的线索进行采访，又连续发表了几篇所谓的“有深度”的采写文章，在圈子里被称为“南粤名记”，也有搞笑的人谐音为“南粤名妓”。

其中有一篇是写某企业保安因一件小事而暴打员工的……

另一篇是写某企业借故耍赖不给打工者发放工资的……

还有一篇是写某企业涉嫌走私红油的……

还有就是某企业涉嫌偷税漏税的……

再有就是写涉嫌走私外国香烟和洋酒的……

这一系列采访文章的发表，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星报》在南粤新闻圈子里的知名度，也进一步巩固了我在南粤城市“南粤名记”的称号。

为此，伊总编在倍感欣慰之余，也透露了相关人士的一些“善意提醒”，希望我继续坚持说实话写真实文章，但一定要注意不可超越界限。

奈何，我被成绩冲昏了头脑，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无形中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圈子，没有把伊总编的话真正放在心里，而是一味追求“焦点、热点、真实、揭露”等，并为此付出了后面的诸多代价。

我付出的代价是从那篇《谁给的权利？》开始的。

一天，我在报社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说他所在的一家名叫雄风玻璃厂的港资企业发生了一件事：一个打工的员工因为晚上下班后与老乡聚会，回到厂宿舍门口时，超出了厂里规定时间五分钟，保安不让进门。员工承认错了，保证下次一定注意。保安还是不让进门。员工诉苦说，自己就常住在宿舍里，不能进去就没处去，明天还要上班呢。保安坚决不让进，还开口骂人。员工无奈求饶，保安不但不为所动而且还发了脾气，双方争执起来。几个保安对着员工就是一顿猛揍！在闻讯赶来的几个工友的求情下，这个员工被弄回了宿舍。刚睡下，几个保安又来了，硬是当着众工友的面对这个员工再次一顿暴打……头破血流的员工最后被送往了就近的医院治疗……

听完电话，我被激起了内心的怒火，下决心一定要去采访曝光！

这个港资公司的位置在石井镇，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很远。听说要转好几次公交车，最少需要两三个小时。

考虑到人生地不熟，加上我一个记者去采访危险性也很大。

我立马打了《粤港信息日报》的记者蒺藜果的BB机，希望他能够跟我一同前往采访。

蒺藜果果然是“江南名记”，很快回复，并告知我，他也约好了另外的两个报社的记者，约定在这家公司的门口碰头。

中午十一时许，我打的士赶到与他们碰头了。

匿名举报的员工也约好了几个工友跟我们进行的简单地介绍。但要求我们不要暴露他们的身份。

掌握了基本情况后，我们四个记者代表四家媒体进入了雄风玻璃厂。

接待我们的人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自称是该厂的厂长助理。

然而，采访并不顺利。

这个助理先是说不清楚情况，然后又拒绝我们想要见到当事人的要求。我们追问被打的工人现在哪家医院？情况怎样？

这位助理的回答都只有一句话：无可奉告。

既得不到厂方的答复，又不能见到被打的受害者，得到的仅仅只是几名工人的说法。怎么办？

我们四个记者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个事件没法采访了，他们甚至决定撤退了。

三个记者都是我约来的，这样无功而返，我觉得没法给他们一个交代。

我对那个助理说：“你无可奉告，是吧？那好，我们的采访到这里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回去写新闻稿也简单了。一个企业，员工因晚归几分钟而被企业的保安连续暴打致伤送往医院救治，企业对此的态度是无可奉告！我们走！”

那个助理马上制止说：“各位记者请稍等，我立即向上面汇报。”

大约过了两分钟时间，一个秃顶的中年男子在助理的陪同下出现了，他直接自我介绍说：“我是这个厂的副厂长，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直接回答。现在，也是到了该吃饭的时间，我们这附近有一家海鲜酒楼还是比较高档的。不如这样吧，我们订个房间，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好不好？”

我说：“很抱歉，我们是来采访的，不是来混饭吃的。”

其他三位记者也跟着我附和。

秃顶副厂长尴尬地笑了笑说：“对于各位大记者的敬业精神，我表示十分敬佩。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复杂问题简单化吧。我们给大家每位都准备了一个小信封，你们想要的回答都在信封里。”

说完，秃顶副厂长转身走了。

助理把手里的四个牛皮纸信封分发给了我们。

蒺藜果打开信封，看到是一沓钱，当场点了数目，说：“两千块！这回答很给力呀！”转身对助理说，“啥意思？这些钱是赔给受害的工人？还是想在我们的报纸上登广告啊？”

助理很尬赶地说：“是各位大记者的辛劳费，就当是我们请你们吃中饭了。”

我说：“来来，大家都把信封打开。”

我们三个人就一起打开了信封，每个人都是两千块钱崭新的票子。

我让大家把信封和钱摆在桌上，然后拍了照片。

然后，我们转身出门走了。

助理在后边追，我们没人理会。

离开这家厂子，我说：“我们打的士回市内，车费我负责，希望你们配合，把这个新闻发出来。”

蒺藜果说：“我这边保证要发的。他妈的，太把我们记者不当人了，想收买？门都没有！”

另外一个记者说：“是呀，真是气人！但是，就这么一个小新闻，多家报纸都发稿也不妥吧？你们出报的时间在先，我们再发，就是吃剩饭了，报社领导也不会同意呀。”

最后一个记者说：“是呀，确实侮辱了我们记者，但我们报社的领导也是不喜欢吃剩饭的，还是你们两家报纸发稿吧，下次咱们再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