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离开了京城之后，《东京时报》由他原先安排的副手接任，而且由于报纸名气的增大，订阅用户非常充足，早就不需要秦湛那里的补贴，反而能够自己挣钱了。

正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到了明州，在将蕃民司的工作初步理顺之后，差不多在半年前，李纲提议可以创办一份《东南海事报》，并得到了秦刚的赞同。

这样的一份报纸，直接便办在了蕃民司下面，正式成为东南海事院对外宣传海贸政策、推动海事管理的重要宣传阵地。

有李纲这支主笔，便有了关于前次随军前往占城、三佛齐以及浡泥国各种风土人情的文章。在此带动下，下南洋的海商中也不乏有些擅长文笔之人，秦刚对于这份报纸开出的润笔费又十分大方，报上的内容也迅速地丰富了起来。

在秦刚的提醒下，不同海商之间，如果有货物中转、置换、转售等等信息发布，还有水手招募、船只租用，大型海贸生意之间的合伙招募，等等这些信息资料，都可以付费刊登在《东南海事报》上，先期尝鲜的海商们发现，在报纸上刊登信息，能够给他们的生意带来巨大的价值。

以前在办《东京时报》时，就有很长的一段时期，办报亏空都需要找秦湛来支出，而这次，这份《东南海事报》却是在创办之初，就名正言顺地得到了蕃民司的专项经费支持。不过，恰恰就是这份报纸的官方身份，以及报纸所面对海商群体的高度认同，李纲却惊奇地发现，这份报纸居然从出版的第一期开始，便开始正向盈利了。

不仅普通的海商都会订阅一份，更有出行的海船在出发前，会成批买下库存的报纸，带往目的地，去加价卖给那里的人们，滞留外面的海商、宋人以及当地心慕中原的人，都无比欢迎这份报纸。

而此前东南水师远赴浡泥为海商撑腰，也随着浡泥自治总督府成立之后，经过这条航线的海商开始慢慢地传播，进而传遍了整个南洋，令大宋的海商为之人心振奋。

为此，《东南海事报》上正式宣布，关于对海商的所有案件诉讼，统一归属于海事院蕃民司管辖，各地官府不再受理。而原先在其中占比最大的“举报逾期不归”案件，一旦到了蕃民司，便统统以“证据不足、不予立案”尽数驳回。

老百姓是最讲究实际的，你空有律法在那里，立了不案，谁还会当这种得罪人又受不了益的二五仔？

之后，东南海事院再次出台了允许外出海商可有条件回国归籍的细则，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要在申请归籍地里投资一定数额的教育、养老、医所这三个领域设施或产业，满足了这些条件后，便由地方官府出具祖籍证明，重新入籍。

中国人，原本就有“落叶归根”以及“回报家乡”的双重情结，做海商的人，老了之后并不缺钱，把这些钱投到家乡，办学兴医外加养老，这更是满足自己人生追求的好事，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沿海区域的这些地方官府，眼见着回归的海商带来的惊人投资，以及这些投资对于当地经济民生环境带来的巨大变化，一个个地惊呼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种好方法呢？

当然，除了时代的局限以外，在大宋传统官场体制之下，任何一州一县的官员，是远远不可能有秦刚此时所能调动到朝廷中枢的信任、以及更关键皇帝的信任，这些也就不再提了。

而随着三佛齐人被东南水师舰队在海上打服了之后，宋人海商的腰杆子终于直起来了，他们甚至敢于在每一个港口理直气壮地教训当地人：“大家好好做生意，不要想什么歪门邪道。惹恼了我们，当心，回去调我们大宋水师派兵打你们！”

还有在浡泥城的宋商，一百多名家丁拿下一座城，陈实忠还做了这座城邦的首任自治总督，这样的故事，听在不同人的心里，起到的作用与反应也各不相同。

三个月前，一支宋商的船队在麻逸【注：即今天的菲律宾北部地区】被当地人打劫。

在以往，经历此事的宋商大多也就忍气吞声自认倒霉了。但是这支船队的张掌柜，却是陈实忠的福建同乡，此前经过浡泥时，曾得到过陈总督的热情接待，并对他大力宣传过东南海事院的实力以及他今天得到扶持后的情况，印象非常地深刻。

张掌柜带着两艘船逃回浡泥，央求陈实忠借给他五十名自治军与一艘战船，陈实忠还非常大方地赊给了他一百枚轰天雷。

于是这名张掌柜便带着武装后的自己家丁水手，以及五十名浡泥自治军，一共三艘船，带着复仇的怒火重返麻逸港。

一夜之间，麻逸国，这个号称能有千户之民的小国，便立刻臣服于复仇军十枚轰天雷的轰炸之下。

原本只为一怒之下想要抢回之前被抢走的货物就行的张掌柜，如今看着匍匐于自己脚下的当地酋长，以及他的那些底下人为自己赎身的大笔珍珠、黄蜡与玳瑁的财富。张掌柜脑筋一动，便对手下的船长说：“把这些东西全部打包，挑选出最好的一半，运去明州的东南海事院，就说我们在麻逸也成立了自治总督府，我们这个地方虽然要小一点，但是愿意比浡泥那里向海事院多缴一成的税收，希望能够得到朝廷的册封以及海事院的庇护。”

第350章 蚕食的边境

就在麻逸港自治总督府的代表押着贡品向明州赶的时候，朝廷里出现了双相执政后的第一场激烈争执，原因还是秦刚新委任的制置司司马参军兼两广舰队指挥使张中所引起的。

张中到了广州之后，发现举着海事院的大旗，又有知州王古的关照，做起事情来是又快又高效。当他把东南水师两广舰队的框架给搭起来了后，正好又接到了由于浡泥收复而下拨而来的丰厚军费。

你说，有背景、有靠山、还又有钱，这什么事情不好办啊！

这张中被憋屈了十几年的才能一下子得到了释放之处，而且他再极其明智地将水兵训练之事，尽数交给了秦刚留给他的二十名流求士兵全权负责，因为他竟然也非常清楚“专业的事得交给专业人士”的道理。

两广舰队成军之后，就在他们前往珠池海域的一次例行训练中，竟然意外发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边境真相。

根据计划，两广舰队在昌化港的海事院基地完成休整与补给之后，便就准备回广州了。但是，舰队刚驶出昌化港，却遇上了一艘求救的宋商海船，言称他们在钦州海边遭遇到了交趾人的抢劫，而且据此船上的人声称，现在钦州西面的安远县，似乎都已经被交趾人霸占了。

张中听了大惊，之前他被贬在雷州之时，虽然向西还隔了一个廉州，但也是听闻交趾人会采取趁夜暗动界碑的方式，不断蚕食边境土地，甚至会去拉拢边境线上的蛮族部落与村寨，引诱他们去投靠，以此结合，暗暗地已经把熙宁宋越大战之后所确定下来的边境线，不断地向大宋境内延伸侵占。

但是当时的张中，一是无权、二也无心，只能独自感慨。但是今天，他手头有了可以一战的舰队，又遇上海商求救，于是立即让舰队北驶。

舰队在钦江入海口的东岸停靠，发现原先在岸边的宋民村庄几乎败落，好不容易问到人，都说交趾人已经将势力推进到江对面了，而且还时不时地纵容一些蛮人过江抢劫，当地官府不闻不问，他们大多都逃到州城所在东面灵山县去了。

张中又派战船过江，再派人上了西岸查看时，发现情况更加严重，虽然由于他打着宋军的旗号，未曾遭遇到明面上的攻击，但是还是受到了不少当地人质问：质问宋军为何会侵入所谓大越的地界。

由于事关重大，张中没有轻易制造冲突，只是帮着那求救的海商寻回了被抢后丢弃在江边的货船，就迅速领兵回了广州。

回到广州，张中也和知州王古讲了此事，两人一商量，这事与东南海事院、广南西路都脱不了关系，一面分头报告，一面分别向上递送奏折。

而广南西路的官员也是知道王古的执拗脾气，一见此事瞒不住了，才事后补救式地也追递了奏折，好歹是揭开了熙宁宋越之战后所谓“三十年和平”背后的真相。

熙宁九年，大宋派郭逵领兵十万，一直打到富良江，交趾求和，而宋军因伤病过半、补给不易，最终同意了议和。

此战本来是交趾战败，并以交还掳掠宋民为条件，乞还被宋军占领的广源州等地。而大宋也因控制不易，至元丰四年主动后撤，将边境线恢复到了战前的状态。

此后，朝廷所知的广南西路与交趾之间，便开始了所谓的长期和平状态，甚至与其交界的邕州、钦州官员时不时还上书宣称边境之民自发贸易恢复，呈现出了国泰民安之状。

事实上，正如张中在雷州就已经知道的情况那样，交趾在安份了没几年之后，尤其是在元佑年后，发现宋朝又恢复了保守、忍让的外交策略，而广南西路也再无激进强硬作风的官员。于是他们便再次故技重施，明着策动边境蛮部投靠、暗着不断挪动界碑、制造劫案恐怖手段等等的手法，逼迫边境线那里的宋民纷纷内迁。

事实上，真正与交趾交界的邕州境里，从西边的安德州、归化州，一直到石西州、思明州这些县一级的二类州之地，早已被交趾一步步地蚕食干净。而钦州的安远县被占，只是最近一年交趾进一步东侵所发生之事。

广南西路这里，地广人稀，甚至报到朝廷去的人口，都是当地官员随便口估个数字，再加上这里蛮汉交杂，极难管理。派到这里来的官员，要么是被贬的，要么是不重用的，再加上元佑年间，对于熙宁宋越之战多持否定观点，无论是引发此战的沈起、刘彝，甚至领兵战胜的郭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处罚，这就导致了这里的官员更是不敢擅起边衅，对于交趾的这些行为，基本是采取对外退让、对上瞒报的态度。

经久积年，在王古与张中的联名奏折中，广南西路被交趾蚕食侵吞的州县已达十几个，边境线竟然已向北向东推进了一两百里之地，地方官员对此的失职与漠然简直令人发指。

对此，赵煦闻知后自然是大怒。

他自亲政以来，边境之地，向来是宋军外拓、外夷求和，再差也是在北境与辽国相安无事。再说，此时朝堂对于之前的宋越之战看法早已改为积极肯定，哪知今天的这番局面竟然是如此地不堪。

对于广南西路及邕州、钦州官员的问责自然没有任何异义，但是如何解决边境之地被交趾侵占一事，左相章惇与右相苏轼产生了意见不一。

以章惇的铁血性格，他表示：没什么好说的，如今大宋已不同往日，立即整军备辎，兴兵讨伐，这交趾人不打一顿是不会老实的。

苏轼却以他在广南西路的多年经历，明确地指出了前次宋越之战的血淋淋教训：南兵不堪战，当地的军队肯定打不过交趾，但是要如上回那样大幅调集西军参战的话，战斗力是有了。但西军在南方的水土不服与病患损失，却也是明确已知的教训。

“兵者，凶器也！”经历过了贬谪之后，苏轼此时的政治观点愈加成熟了，“老臣非执意反战，但闻诸葛武侯有曰：‘欲思其成，必虑其败’。宋越熙宁之战，已有前例。劳师远征，所倚者何？所争者何？所胜者又为何？”

苏轼的意思就是：我并非固执地反对打仗，但前面已经打过一仗了，虽然是打胜的，但是三十万人，死伤却有一半，最后争回来的地方又守不住，过了几年又全部还给了对方。咱们这一次又想要动兵打仗了，总得要先把这些事情都说明白吧？

章惇哪里能听得进这样的意见，他只是展开他的雄辩之才，列举西北对夏、对青唐、以及目前对陇西诸地的坚决用兵之略与当下取得的煌煌战绩来支撑，坚决要求给交趾人一个教训。

而在此时，原属新党阵营的知枢密院事蒋之奇，却罕见地表达了偏向于苏轼的观点，他认为：与其劳师远征，不如先行派遣使臣，问罪交趾，先行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努力。

这个蒋之奇虽然是个文臣，但也是此时继章楶之后少见的知兵之文臣。他曾在元佑年间知广州期间，讨伐过岑深之乱，用过南军，知道过当地作战之难。他非常清楚，无论是调集西军中、还是北方禁军，再去打一场宋越之战的残酷代价。

这样一来，赵煦便陷入左右为难的境地了：

从内心来说，他是支持章惇的观点，他父亲神宗皇帝当时就想借宋越之战，一举收复故土，重设交趾郡，他自然是想去完成父亲未曾实现的梦想。

但是，苏轼也是在他的支持下复相的，才第一次大事分歧，他就拉偏架？再说了，这件事情，连蒋枢相也与苏轼一个观点，他还真是有点犹豫。

看到下朝后焦躁不安的赵煦，老宦官梁从政不失时机的提醒了一句：“官家，这件事东南海事院也上过折子嘛，何不也问问秦龙制的想法呢？”

“对啊！朕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快，快去急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