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从“专项行动组”回来，王艳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的，因为她感觉很多事情失控了。

从让她去参加“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组”时，她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为什么会让自己去呢，是莫非案出现了什么破绽吗？

她心里一直忐忑。

直到小李给她打来电话，告诉她莫非已经被移交给了检察机关，她才算是多少踏实了点儿。

但是，就在头一天，她竟然接到了她简历里的父亲的电话！

她跟叫王哲的父亲和叫张娟的母亲只见过三次面。

第一面是在机场，面对举着“王艳”两个大字的牌子来接自己“回家”的“父亲”，她又气恼又觉得好笑、讽刺。

“怎么想的！让外人看到父亲接女儿回家要打个大牌子，还不笑掉大牙。”她心里想着，面无表情地跟着王哲上了他的车，这才看到张娟蜷坐在车里的副驾驶座位上。

看到白玲，张娟微微点了点头。

路上王哲语无论次地将自己家的基本情况，包括住址、房子面积、朝向、父母年岁、职业经历，自家开的饭店位置等等告诉了她，并拉着她去了自己家开的饭店。

其实这些她早就背下来了，只是她什么也不想说，任王哲一路上不停地叨叨。

到了饭店，简单吃了几口饭菜，白玲就要离开。

在最后一刻，张娟小声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白玲记忆犹新，永远也不会忘记。

张娟说：“王艳是我们的女儿，你们俩都得好好的。”

“放心，你们的债和她的学费都已经帮你们交了。我大伯肯定也跟你们说清楚了，我父母都是杀人犯，我不能背着杀人犯子女的名声，所以要找一个新的身份，就这么简单。正好你家闺女要出国，我们俩又差不多大，这是个机会，而且你们的债也是我大伯给还的。这是你情我愿的事，我不欠你们的，你们也不欠我的。只要王艳自己在国外不惹事，她就会好好的。”白玲说完转身离开了那家饭店。

跟王哲、张娟的第二次见面是在高考之前。

那天，他们把王艳的准考证交给了她，说了一句话，“希望你能考上大学。”

第三面是在高考之后，白玲去了王哲的家，拿回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白玲留下了一句话：“如果有人问起王艳，你们就说闺女青春期叛逆之后就很少回家了。”

白玲警校毕业后，给王哲打过一个电话，告诉他自己的工作单位。

自此之后，白玲就再也没跟王哲和张娟有过任何的联系，她们只存在于王艳的履历里。

白玲则以外甥女的身份回到自己家，她亲生父亲，让他的秘书随便打了个电话，名为王艳的身份证就被顺利地补办了下来。他们明白，由于当年校园霸凌事件，白玲被开除了学籍，没有学籍，她想在国内考大学，那是不可能的。

……

这次，当看到手机上显示的是王哲打来的电话时，她很诧异。

王哲在电话里告诉她，说是居住的小区开展人口普查。人口普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过家里了，居委会主任还问过她的情况。所以给王艳打电话汇报一下。

王艳心头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她只说了一句“知道了”就挂了电话。

是巧合吗？调我离开宁海，现在又去家里查户口。

王艳怎么想都觉得哪儿出了问题。

她拿着手机，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给宁海市检察院的一个曾经在工作上有过交接的工作人员打去电话。假装称莫非案移交时漏掉了一卷档案，问要不要补交过去。

但是，对方回答说没听说有这么个案子交到检察院。

这有如晴天霹雳，王艳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

她立即请示了盖斯理。

“这些绝不是偶然，一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王艳坚持说。

盖斯理考虑了片刻，说道：“徐那儿再让他静默一段时间，他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这段时间你不要跟他联系。你们之间的联系越少他越安全。你如果觉得哪儿不对，就利用你的身份去查清楚。”

“是。”王艳刚要挂断电话，盖斯理又补充道：“从侧面了解一下徐的境况。”

她不再犹豫，立即找到了“专项行动组”组长请了病假，说是要看病，第二天便回到了宁海市。

王艳回宁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市医院开出病假条，然后好有充分的时间和借口去调查那些令她不安的事情。

可就在医院门口，她遇到了秦天和楚枫。

这再次让她感到蹊跷。

她没来由地怀疑秦天和楚枫到医院来可能跟方莲有关系，正好盖斯理让自己从侧面了解一下徐升的情况，于是她便利用到检验科化验检查的机会找方莲一探究竟。

她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跟方莲的见面，竟意外得知徐升得了性病，而且现在身体状况极其不好。

“他会不会传染我了呢？否则我的血液检查怎么会出问题呢！”这使她心里更加焦虑。

“方莲还让我调查徐升，这他妈傻帽！要是她知道跟她老公上床的人是我，她……” 她心里刚想嘲笑方莲，马上又想起了性病的事，然后就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虽然，现在有了化验单和假条，她有理由不回“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组”了。但是她无法集中注意力去思考，因为 “性病”两个字始终在她眼前挥之不去。

她强迫自己先把这事放一放，因为如果徐升真得了性病，自己很可能也逃不了。不是连方莲都已经被传染了吗？

既然逃不了，担心还有什么用呢。

好在，从方莲手机的通话记录里没看到有秦天、楚枫或者刑侦大队的电话。

这让她不安的情绪略微踏实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