蓟县有句流行话是：“绝户爱财”，意思是绝户人家重视钱财，过日子小气吝啬。

绝户是不是全部吝啬小气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我的姑母和姑父不是这样。我姑父是个忠厚老实的人，脾气特别好，是有名的“怕老婆”、“妻管严”。我姑母虽是火爆子脾气，好骂人，是出了名的“厉害精”。但她却不耍浑，只是得理不饶人，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们虽然是绝户，却不爱财、不吝啬。在他们看来，钱财是身外之物，人情才是最宝贵的。用我姑母的话来说就是“钱不是好的，人是好的”。

1958年开始的大搞经济建设和全民吃食堂，否定了传统的文化习俗，许多人对走亲戚的观念冷淡了，因为走亲戚要带些礼物，既费钱又耽误挣工分，所以除了媳妇回娘家之外，许多亲戚都不大来往了。我姑姑姑父他们不在乎经济上的损失，一直遵循传统习惯和亲戚保持联系。我姑父尹克昌有一姐一妹，姐姐嫁到蓟县穿芳峪乡大辛庄，妹妹和妹夫在承德市工作。他大姐出嫁不久就亡故了，姐夫又娶了一个妻子，生了几个儿子。这个“续大姐”和姐夫，本来和他们老尹家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可是几十年来，他们一直把这个续姐姐当亲姐姐对待，把几个与自己并无血缘关系的外甥，当亲外甥来对待，过年过节去探望姐夫和续姐姐，外甥们结婚、生小孩，他们去贺喜随份子。因此，他们的几个续外甥也把他们象亲舅舅妗子对待。我姑父的妹妹妹夫都在承德市里工作，过去没有从蓟县到承德的直达车，来往不便。姑父也不辞辛苦，不心疼路费，大老远的去承德看妹妹。我姑父的叔叔尹德和堂弟尹克勤、尹克俭与他们住东西院，逢年过节都要给叔叔尹德送点心和白酒，与两个堂弟也像亲哥们一样互相走动。尹德的女儿尹秀荣嫁到城西三岗子村，他们经常去这个堂妹家探望，尹秀荣夫妇也把他们当亲哥哥对待。

我奶奶1952年就去世了，她姐姐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姨家是官庄乡营房村，她妹妹也就是姑姑的三姨家是李明庄乡卢新庄村，距离仓上屯都有四十多里。我爷爷的大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的大姑母家是翠屏山乡西河套村，距离仓上屯也有三十多里。2006年以前，这三位长辈在世的时候，每年春节，我姑姑姑父都要去给她们拜年，这要比我父亲和叔叔们做的还好。我爷爷的老妹妹也就是我姑姑的老姑母家是辽宁省锦县大石桥乡白马石村，离蓟县太远了，我姑姑还是在1986年去了一次，看望她的姑母。

我姑母认为平辈人之间，可以讲“来而不往非礼也”，要求互相来往。晚辈人探望自己的长辈亲戚，是应该履行的义务，不能因为她们不来你家，你就不去她们家。对于比自己小的弟弟和侄孙辈的人，凡是尊重她，来看她的，也要礼尚往来，给对方以回赠。并不像有些吝啬的绝户老人那样“只进不出”，只接受别人给他们的礼物，不给晚辈人回赠。当然，礼尚往来的回赠不一定是价值对等，而是情感的交流。我姑姑常说：亲戚之间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关系，不能把晚辈尊重你，拿着礼物来看你，认为是人家应该应份的，不能白要人家的东西。

1962年至1965年期间，刚熬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城里各村的土地少，自留地也更少，粮食不够吃，要吃国家供应的购粮证。因为人均一天一斤粮食，需要从自由市场上购买高价粮补充不足。我家就花三元钱一斤买过高价玉米，而那时国家粮库供应的玉米粒是每斤八分八厘，玉米面每斤一角一分。那时候仓上屯是余粮村，姑父姑母家从生产队分的粮食和自留地产的粮食，是自给有余的。姑母给我家拿过一些黄豆、玉米等粮食。我二叔孟庆华是单职工，每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没有多少富裕钱。他家有五男二女七个孩子，我二婶在家看孩子，无法去生产队劳动，家里的粮食不够吃。有时到春天口粮就比较紧张，姑父就给他们送些玉米、白薯干等粮食接济一下。

1965年暑假期间，我正初中毕业。一天上午姑父姑母骑自行车来城里赶大集，因为只向生产队长请半天假，就没到亲戚家里去。恰巧在西大街碰见我了，听我说考取了蓟县师范学校，就拿出三块钱给我了。当时我也不理解姑姑为何要给钱，回家一说，我母亲也不理解。因为那时期还没有众亲友为考取大学和中专的学生送钱祝贺的习惯，其他亲属也没有给钱的。姑母的这种做法也是超出常人的“慷慨大方”之举，那时的三元钱可是一个年轻职工月工资的十分之一啊，比现在的一百元还要多。

姑父姑母无儿无女，在生产队劳动时，两个人参加集体劳动，每年都有“分红钱”，日子是比较富裕的。因为他们从生产队分的加上自留地产的粮食够吃了，家里有菜园子，不用买菜吃，过年过节生产队都杀猪，给社员分肉过节。所以，除了买衣服之外，平时开支不大，可以积攒些钱。有的亲戚家里遇到盖房、办喜事等大事，需要借钱，找到他家求借，他们都毫不犹豫，把钱借给人家，帮助人家解决困难。有的亲戚遇到困难来借少量的钱，就明确表示不用还了，不要了。有的亲戚借二千元，还了一千元，剩下的也不要了。

他们院里有可以做房檩的树，家里有可以吊顶棚用的秫秸，可以建房和泥用的麦花秸等，亲戚家盖房时，都主动提供给人家，而且不要钱，非要给钱的也不讲价钱，由人家随便给。他们村里谁家有事需要帮工，他们也都去热情的帮忙。所以，村里人都夸他们待人热心肠，办事不小气。

由于我姑父姑母重人情不吝惜钱财，和亲戚们搞好了关系，就赢得了亲友们的尊重和关怀。过年过节时来看他们的客人也很多，西河套村的几个表弟、东升村的表妹和表妹夫、大辛庄子的外甥、承德的外甥以及城里我们老孟家的侄子和侄女们都去仓上屯看望她。

1984年至1989年期间，仓上屯村的苹果树园子是村林业队集体经营的，我姑父在林业队当会计，既管账也跟着干活。林业队没有固定工资，还是记工分，秋天卖完苹果后再结帐，扣除各项开支及上交村委会的利润后，算出每个劳动日合多少钱，然后再按工分分红。这样，我姑父每年也可挣千八百元。每年分红前，姑姑家都要先赊买几筐苹果，为的是送给没有苹果的亲戚家。

后来，村民们闹分树，就把苹果树按人口分了。因为姑姑家收秋种地经常使用李宝明家的牲畜，为加深两家的友谊，他们就把自家分的几棵果树给李宝明家了。在村里，姑父和李宝明就像亲兄弟一样，谁家有什么新鲜吃的东西，都给对方家里送点去，李宝明的儿子李建成和儿媳也常去我姑父家串门，遇到一些零活就帮着干，李宝明的孙子李海旺也经常去我姑父家玩，这也给我姑父姑母增添了不少乐趣。

林业队解散了，姑父就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了，只能靠在村里干点临时性的活挣点小工钱了。如夏季为交通局公路道班在国道边沿处铲草，供电线路低压改造中干杂活，机井浇灌小麦之前修垄沟等。因为这类活不多，一年也挣不了多少钱。所以，过年过节时，孟家的侄子们去探望姑父姑母，不仅拿点心和酒，还要给姑姑一些零花钱。起初物价低，人们工资也低，就给三十元五十元的。到2000年后，物价上涨了，人们的工资也高了，就给一百元或二百元。

2006年春，仓上屯村卖给当地驻军一部分土地，每人分获卖地款一万元，另外姑姑家的那块不能种小麦的劣质地被占了，当时这块地给别人家种了，青苗补助款一万三千多元给了我姑姑家。这样，老两口一下子收入三万多，到死也花不完啊。

为了表示对前些年侄子们的盛情照顾，姑父姑母决定决定拿出4000元，给二个侄女、六个侄媳妇每人500元，并且表示，以后过年过节谁也不要再给她钱了，他们有钱花了。我姑父尹克昌带着钱到蓟县城里，给各个侄子和侄女家去送钱，有的家收了，有的没收。姑父究竟送出去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妻子就因自己有退休金而婉拒了姑父的盛情。

2007年，姑父病逝后，给姑母留下三万多元的存款。2009年春节，我二儿子和儿媳去看她，得知我儿媳已怀孕。儿媳说孩子五岁以前，她们母子不再回蓟县过年了。姑母就拿出1000元给了我二儿媳，说怕自己活不到看见她带着小孩回蓟县那一天，提前把压岁钱都给了吧。春节后，姑母又拿出3000元，给内侄、内侄女家的五个未婚女孩作聘礼，说怕自己活不到孩子们结婚那天，提前把礼钱给了。还有，每年春节，都要给内侄、内侄女家的小孩们压岁钱。

姑母又是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人，在孟家十多个内侄、内侄女面前，从来不说哪个侄子侄女家对她家如何好，也不说她家对哪个侄子家如何好，和每个侄子侄女都是保持“单线联系”。如我每星期带着东西去一次，姑父家的邻居都知道，可我们孟家的弟兄姐妹们并不清楚。姑母给我们看孩子的事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家给姑父家买了什么东西，一个月去几次，他们不知道。姑母暗中给我报销买东西的费用，他们也不知道。同样，姑姑是否给其他常去看望她的侄子、侄女报销买东西的费用，我也不知道。我们十多个兄弟姐妹中，有的去的多些，有的去的少些，姑姑也从不计较，也不对我们说哪个侄子来得多，哪个侄子来的少。有一次我去姑姑家，李宝明、尹克勤都在和我姑父姑母聊天，当提到这个问题时，姑姑说：“侄子侄女不是闺女儿子，我没生人家没养人家。人家给我（指带着食品等东西）是情分，不给我是本分。给我的我要还人家的情，不给我的我也不挑理。”这就说明，姑姑是有自知之明的。在十多个侄子侄女中，不论是经常去看望她的，还是只在过年过节去看望她的，或是几年才看望她一次的，谁去她家都表示欢迎，并且都以家里的农产品回赠，所以，才能和大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可以说，我姑母是个头脑灵活，目光长远的人，她虽然没文化，却明白“来而不往非礼也”的道理，更体现出她超出“绝户爱财”吝啬理念的智慧。在我们老孟家侄子、侄女们的关心下，铁杆绝户的姑父姑母过着比周围有儿有女的老人还要幸福的生活。

1985年，姑姑家看上了黑白电视，是北京的侄子孟凡宏家里才看几年的旧电视，因为他们买了彩电了，就利用开车来蓟县旅游的的机会，把这台旧电视送给姑姑家了，当时在农村黑白电视也是不多的。后来，彩色电视机降价了，我姑父用在林业队挣的钱，托我花2200多元买了一台21寸的彩电。因那时蓟县卖彩电的还不多，也不像现在这样送货上门。我求同事开车从商场买来彩电送到仓上屯，并且安装好高架天线，调试成功了，我们才回来。那时，仓上屯能看上彩电的农户也是不多的。

2001年夏天，我把我儿媳妇用过的诺基亚旧手机给了我姑父使用，并且由我替他交电话费。这时不要说在农村，就是在我们机关干部里，有BB机（传呼机）的也是一小部分人，有私人手机则更少。

给我姑父的诺基亚手机是体积较大的直板式，前几年儿媳花5000多元买的。后来有了小巧的掀盖手机，年轻人就更换新手机了。诺基亚直板手机虽然落伍了，我姑父还是很喜欢的，因为他是仓上屯老年人中唯一有移动电话的人。姑父带着手机去大辛庄子续姐姐家里串亲，拨通了在承德市工作的妹妹家的电话，哥哥和妹妹，姐姐和妹妹在电话里交谈，那时别提有多高兴了。

后来，蓟县的固定电话不收初装费了，我又给姑姑家安装了一台固定电话，电话费还是由我在城里交，他们老两口只管用。左邻右舍的邻居们看到我姑姑家安了电话，一打听才知道不收初装费了，其他人家也陆续安装固定电话了。

2003年底，我花近五万元买了一辆夏历车，可以说主要是为去仓上屯而买的，因为冬天骑摩托车太冷。从2004年到2008年的五年中，我这辆车行驶还不到一万公里，大部分是往返于蓟县城里和仓上屯之间。这五年中，汽油费大约三四千元，可是养路费却花了一万多元。那时小汽车每月最少170元的养路费，使得许多想买私家车的人等待观望，而农村有私家车的则更少。直到2009年国家取消养路费后，蓟县的私家车才大量出现。2004年，姑父姑母乘坐我的夏利车去穿芳峪乡大辛庄、李明庄乡东升村、徐各庄、别山镇西河套等处串亲戚，当时也是很风光的。姑父在承德市的妹妹和妹夫刘洪蔚回蓟县老家探亲，姑母还让我开车去邦均南面的瓦岔庄刘洪蔚妹妹家，把刘洪蔚老两口接到仓上屯。他们老两口串别的亲戚都是坐班车和三蹦子，只有到仓上屯是专车接来的，这也使姑父姑母很自豪。

后来，我五堂弟孟凡勇买了一辆捷达轿车，六堂弟孟凡军也买了一辆小轿车，他们开车拉着父亲，也就是姑母的二哥，去仓上屯看姑父姑母，还拉着他们一起去于桥水库旁的餐馆吃炖鱼。有时过年或者过中秋节，堂弟们宴请父母时，也开车到仓上屯把姑父姑母接来一起过节，吃完饭再开车把姑父姑母送回去。有时姑父姑母来城里随份子喝喜酒，我们也开车去把他们接过来，吃完饭再开车送回仓上屯去。

对此，邻居们打趣的对姑父说：“尹克昌你真牛啊，口袋装着大哥大（早期的移动电话的俗称），出门坐着小卧车，享受国家干部待遇了。”他们还说：“别看这老两口子无儿无女，有几门好亲戚，照样享福啊。”

可以说，姑父姑母虽然是铁杆绝户，可从吃的、穿的、用的等物质生活上看，在他们村的农户中，也属上等的。所以，邻居们都说他们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