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讲得绘声绘色，津津乐道，说得口干舌燥才停了下来。追捕组和派出所的同志更是全神贯注不停地记录，故事讲到关键时刻嘎然而止，他们抬头望去，只见她拿起杯子大口大口在喝茶，然后她继续说道：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打听李新泉的家里情况，问得特别仔细。许东丽都说他有时让人感到很神秘，不管是在外面玩、吃饭或打牌，还是在许东丽家，即便是和许东丽睡在床上，电话一来他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了。许姐问他怎么说走就走了，他总是说公司里有事。可他从没有请我们到过他的公司去，在聊天时也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有关公司的事。好多时候他是天天和我们在一起玩耍，都没有说要到公司处理业务，而偏偏是晚上出去处理公司业务的时间最多，你们说奇不奇怪？”

当杨科长问苏利琼是否知道波娃和许东丽是什么地方人时，她皱起眉头想了一会说：“这个说不准，但从波娃说话看，应该是里江方向的。许姐给我说过她是什么地方的，但记不清了。”

“你去监狱看望过逃犯李新泉吗？”杨科长问。

“去过。那是我辞去超市的工作回老家不久，又到仁都学习美容美发，当时和许东丽也经常联系。结业后，我和丈夫刘维明在蓬集开了一家吉利发艺。有一天许东丽给我打电话，她说，波娃酒后打死人被抓了，她在电话里还哭得很伤心。没过多久听说波娃送到江松监狱，好像是2002年，有一天许东丽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南宗看波娃，要我过去，我当时为了感谢许姐在仁都对我的帮助，就打的到南宗市江松监狱，许东丽找监狱干警已经把手续办好。接见是在玻璃墙内用电话接见的，中午在“宽管村（监狱专门为表现好的罪犯提供与家属共餐的地方）”吃的饭，饭后教导员说她们见一次面不容易，就让她们单独摆谈了一会。谈话的具体内容后来许东丽也没有给我透露。”

“你知道许东丽的手机号吗？”杨科长问。

“她的手机号我知道，前不久他还给我打电话说波娃的死缓马上到期，可能很快就会出来。我就不相信，怎么这么快就可以出来。但转念一想现在的社会只要有钱，什么事皆有可能。她虽然没有钱，但肯定有人暗中支持她，凭她打工的那点钱，还不够去监狱的一次开销。”

“她还有没有最要好的朋友？”

“她还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叫罗雯，我走后一直和许东丽住在一起，有可能现在还和她住在一起，”

“她现在住什么地方？”

“至于现在住在哪里，我不能肯定，以前住在火车南站附近。”

在杨科长的要求下，苏利琼拨打许东丽的手机，可怎么打都是无法接通。她用双手一摊——无可奈何。

巴凌组战绩不菲，仁都追捕组收获颇丰，但收获也来之不易。

当晚十二点追捕组就赶到仁都，市公安局速将协查通报通知到各派出所、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又在电脑上查看所有宾馆、旅社住宿登记，没有发现可疑情况。

28日早8点，仁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没到上班时间，等候在大门口的狱侦科小刘，独自踅步，不时看看手表。时间难熬，如果只身一人，无所事事的孤独，就会对时间的漫长感到无聊。但即便时间短暂，却有要心急如焚的等待，那种难熬比起前者要艰难得多。

小刘此时显得心浮气躁，焦急万分，度时如年。好不容易等到八点五十，上班的人陆续到来，急匆匆地办完手续上楼直奔档案室。管理档案的同志刚来到门口，摸出钥匙开门，他就上前递上介绍信说明情况。她见小刘急切模样和红红的眼圈，既同情又敬佩，一开门就打开饮水机的开关：“不着急，先喝杯水吧。对了，你有他的判决书吗？我好查找卷宗号。”